洛阳的永宁寺，香火鼎盛。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身着汉服，在佛像前虔诚跪拜。案上摊着的，是刚从南朝传来的《三国志》抄本，他指尖停留在《蜀书·后主传》的“乐不思蜀”四字上，眉头微蹙。
“陛下，这刘禅真就如此昏聩？”侍中崔光躬身问道。他是汉人儒生，精通两汉历史，常为孝文帝讲解《史记》《汉书》。
孝文帝合上书卷，望着寺外的洛水：“昏聩或许有之，可蜀亡的根由，真就全在他身上？诸葛亮鞠躬尽瘁，姜维九伐中原，为何还是守不住一隅之地？”
崔光沉吟道：“臣以为，蜀地偏安，本就难与中原抗衡。更兼荆州集团与本土士族相疑，北伐耗尽民力，百姓离心，纵有良将，亦难回天。”
孝文帝点点头，想起自己推行的汉化改革——迁都洛阳、禁胡服胡语、重用汉人士族，不正是在避免“内外离心”的覆辙？他忽然想起去年巡视平城，老鲜卑贵族哭着说“忘了祖宗”，可中原的汉人百姓却在街头相庆，说“天下将一统”。
“民心似水啊。”孝文帝感叹道，“诸葛亮治蜀时，百姓为何拥戴？因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后来为何离心？因‘兵戈不息，赋役繁重’。可见，无论胡汉，百姓想要的，不过是安稳二字。”
他命人取来笔墨，在《蜀书》的空白处写下：“国之兴亡，在德不在险，在民不在兵。”写完，又觉得不够，补了一句，“蜀汉之鉴，在‘和’不在‘战’，在‘融’不在‘隔’。”
三百余年后，唐贞观年间的长安城，房玄龄正在编修《晋书》。案头堆着前朝的史料，其中就有陈寿的《三国志》。他的侄子房遗爱刚从蜀地考察回来，正眉飞色舞地讲着成都的风物。
“叔父您是没见，成都的丞相祠堂，香火比长安的孔庙还盛！百姓说，诸葛亮当年在蜀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比贞观之治也差不了多少。”房遗爱捧着蜀锦，“您看这锦缎，上面还织着‘诸葛锦’的字样，说是按当年诸葛亮的法子织的。”
房玄龄抚摸着蜀锦，想起武德年间，唐军入蜀时，百姓也是这般拥戴，说“终于不用再打仗了”。他翻开《三国志·诸葛亮传》，看到“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的记载，忽然明白，为何诸葛亮能让蜀地百姓记三百年。
“遗爱，你说百姓为何记着诸葛亮，忘了刘禅？”房玄龄问道。
“因为诸葛亮干事啊！”房遗爱脱口而出，“修水利、劝农桑、定法度，实实在在为百姓好。刘禅呢？就知道吃喝玩乐，连国家都丢了。”
房玄龄笑了：“你只知其一。诸葛亮的厉害，不在‘干事’，在‘公平’。他废李严，斩马谡，连自己的亲信犯错都不徇私，蜀地士族、百姓，谁不心服？后来黄皓专权，赏罚不公，士族离心，百姓自然就散了。”
他提笔在《晋书·载记》中写下对蜀汉兴亡的评注：“诸葛治蜀，以公心服人；后主谓政，以私心失众。公则民聚，私则民散，此万古不易之理。”
又过了数百年，南宋淳熙年间，陆游被贬成都，在锦官城的丞相祠堂里徘徊。秋雨淅淅沥沥，打在柏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祠堂的墙壁上，刻满了后人的题诗，有叹“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有骂“阿斗终当亡国”的，字迹斑驳，却透着一股不平之气。
“先生，您看这诗。”随从指着一首新题的诗，“说‘若使姜维不北伐，蜀汉未必早亡’。”
陆游摇头苦笑。他曾在南郑戍边，深知“偏安”的滋味——金人铁骑在北，朝廷却在江南歌舞升平，与当年蜀汉何其相似？他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忽然懂了姜维的执着。
“北伐不是错，错在‘竭泽而渔’。”陆游在廊下写下《书愤》，其中一句“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既是赞诸葛亮，也是叹姜维——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终究败给了现实的骨感。
雨停后，他去西市的茶馆听书。说书先生正讲“邓艾偷渡阴平”，茶客们骂刘禅昏庸，骂黄皓误国，却少有人提南中百姓的苦难，少有人说蜀地士族的观望。
陆游放下茶钱，望着街上往来的行人。他们多是蜀地土着，说着带着乡音的蜀语，脸上是安稳的神色。他忽然明白，对百姓来说，“兴复汉室”太远，“安稳度日”才近。诸葛亮懂，所以他先安内再攘外；后来者不懂，只顾着北伐，忘了百姓才是根基。
时光流转，到了明清之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及蜀汉灭亡，写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他认为，蜀汉之亡，不仅是“亡国”，更是“亡天下”的预警——当士族只知私利，当官吏只知盘剥，当百姓失去生路，所谓的“江山”，不过是空中楼阁。而诸葛亮所守的，不仅是蜀汉的疆土，更是“仁义”二字；姜维所拼的，不仅是先帝的遗志，更是“士人之节”。
到了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对蜀汉灭亡有了更平实的解读：“三国时的蜀国，本是不足自立的。其所以能立国数十年，不过因其地形险阻，且得诸葛亮有治国之才，安抚了境内的人民，对外也未曾遇到强敌而已。”
他认为，蜀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以一州之力对抗中原，本就难以为继，而内部的矛盾与资源的枯竭，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如今，成都的武侯祠依旧矗立，惠陵（刘备墓）、武侯祠、昭烈庙（刘备庙）并列，香火不断。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匾额前驻足，在“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诗碑前叹息。
有人争论诸葛亮的北伐是否明智，有人感叹姜维的悲壮，有人嘲讽刘禅的昏庸，却少有人注意到祠堂角落里的一块残碑，上面刻着蜀亡后百姓的一段话：“诸葛在时，无饥寒；诸葛去后，有征役。魏人来时，复无饥寒。”
这或许是对蜀汉灭亡最朴素的注解——百姓的记忆，从来都简单而深刻。谁让他们过好了日子，他们就记谁；谁让他们陷入苦难，他们就忘谁。
青史的余音，在岁月中回荡。蜀汉的灭亡，像一面镜子，照见过往，也映着未来。它告诉我们：王朝的兴衰，从来不取决于疆域的大小、兵力的强弱，而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历史的评判，也从来不看口号的响亮、理想的崇高，而看实实在在的民生与公平。
当我们站在武侯祠前，望着那些斑驳的碑刻，想起的不应只是诸葛亮的忠诚、姜维的悲壮、刘禅的昏庸，更应想起那些在历史尘埃里默默生活的百姓——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姓名，却是决定王朝命运的真正力量。
这，或许就是蜀汉灭亡留给后人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