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五年的初春，成都的积雪渐渐消融。泥泞的街道上，偶尔能看到穿着魏军装束的士兵与挑着担子的蜀地百姓擦肩而过，前者操着生硬的蜀语问路，后者则低着头匆匆应着，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土腥味，混合着一种新旧交替的茫然。
邓艾的临时府邸设在原丞相府旧址。昔日诸葛亮处理政务的厅堂里，此刻堆满了从蜀汉宫廷和官府收缴的文书。案上摊开的，是一本泛黄的《蜀科》残卷，旁边则散落着后主刘禅的斗鸡谱、黄皓的受贿账册、各州郡的赋税记录——这些杂乱的纸片，像一块块拼图，拼凑出蜀汉从建立到覆灭的五十年轨迹。
“将军，这是谯周先生送来的《仇国论》。”参军牵弘将一卷竹简放在案上，声音里带着几分敬意。这位七十岁的老臣，在成都陷落后并未像其他官员那样忙着讨好魏军，而是闭门着书，将蜀汉灭亡的缘由逐条写下，字里行间没有怨怼，只有冷静的剖析。
邓艾拿起《仇国论》，目光落在开篇那句“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加之以智谋，克之以百工，其能久存乎？”他忽然想起司马昭在洛阳对他说的话：“蜀之亡，非力不足，乃政不修也。”
窗外，几只麻雀落在光秃秃的梧桐树上，叽叽喳喳地啄着残雪。邓艾放下竹简，走到廊下，望着远处锦官城的方向——那里的织机声已经重新响起，只是织出的蜀锦，不再印着“汉”字，而是换成了魏廷的“龙纹”。
“去把陈三郎请来。”邓艾对牵弘道。
半个时辰后，老织工陈三郎局促地站在廊下，手里紧紧攥着衣角。他没想到，这位攻破成都的魏军大将，会突然召见自己这个普通织户。
“老人家，坐。”邓艾指着廊下的石凳，亲自给陈三郎倒了杯热茶，“我想问你，蜀汉为何会亡？”
陈三郎愣了愣，捧着茶杯的手微微发抖。他想起年轻时听父亲说的“先主创业不易”，想起丞相诸葛亮巡查锦官城时说的“织户是蜀汉的衣食父母”，想起这几年官吏的盘剥、粮价的飞涨、织机上越来越差的丝线……他喉头动了动，低声道：“或许是……没人在乎我们了吧。”
“没人在乎？”
“是。”陈三郎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光，“丞相在时，织户能领口粮，孩子能上学堂，织出的锦缎，说是‘为了北伐，为了让日子好过’。我们信。可后来，官老爷只知道征锦、征粮，宫里的人用十车锦换一颗珠子，我们织锦织到手指流血，却连糙米都买不起。再后来，魏军来了，说‘降了有饭吃’，大家就……信了。”
邓艾沉默了。他想起从阴平到成都一路上所见的景象：南中的夷人村寨空无一人，汉中的田地里野草比禾苗高，永安的戍卒把军械卖给魏军换粮……这些碎片化的画面，此刻被“没人在乎”四个字串联起来，竟比任何文书都更触目惊心。
他回到案前，拿起那些散落的纸片，一一铺展开：
——黄皓的账册上，记录着某年某月“收巴郡太守金百两，许其子弟入锦官城”；
——后主的斗鸡谱旁，压着一份被驳回的奏疏，是姜维请求“停修显仁宫，增拨军粮”；
——南中郡守的文书里，写着“僚人叛乱，因赋税过重，民不堪命”；
——汉中的粮册上，“实收八千石”被改成“三万石”的痕迹清晰可见；
——最刺眼的，是一份诸葛瞻的手札，上面写着“姜维北伐，空耗国力，当止”，却只字未提如何安抚百姓、整饬吏治。
“根源在此。”邓艾指着这些纸片，对牵弘道，“一个王朝的灭亡，从来不是一两个人的错，是从根基上烂起的。”
他拿起《蜀科》残卷，那上面“约法三章，体恤万民”的字样已模糊不清：“刘备入蜀，靠的是‘宽仁’；诸葛亮治蜀，靠的是‘法度’；可到了刘禅手里，宽仁成了纵容，法度成了具文。世家垄断资源，官吏盘剥百姓，朝堂上争的是私利，宫廷里图的是享乐，连最后的北伐，都成了姜维一个人的执念。”
牵弘点头道：“将军所言极是。末将在江油时，见马邈的粮仓堆着三年的粮，却让士兵饿着肚子；在涪城，见诸葛瞻坐拥两万兵，却不敢出战——他们不是不能战，是不想战，因为这江山，早已不是他们愿意守护的了。”
“是啊，不愿守护。”邓艾感慨道，“当年刘邦在汉中，士兵愿随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因为跟着他有盼头；诸葛亮在祁山，士兵愿‘食少事烦’，是因为信他能‘兴复汉室’。可蜀汉末年的士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刘禅的斗鸡？为黄皓的玉镯？还是为那些盘剥他们的世家？”
陈三郎起身告辞时，邓艾送了他两匹好丝，说“好好织锦，日子会好起来的”。看着老织工蹒跚离去的背影，邓艾忽然想起谯周《仇国论》里的另一句话：“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
蜀汉之小，本应“思善”，却学了大国的“慢”——慢待百姓，慢待法度，慢待初心。
几日后，司马昭的诏书送到成都，封刘禅为“安乐公”，迁居洛阳。启程那天，成都的百姓站在街道两侧，看着这位亡国之君坐在马车里，手里还把玩着一枚玉饰，脸上竟没有丝毫悲戚。
黄皓被押赴洛阳问罪，他的受贿账册成了清算蜀汉贪官的铁证，牵连出的益州世家子弟多达数十人。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权贵，此刻穿着囚服，被魏军士兵押着走过锦里巷，织户们只是冷冷地看着，没人唾骂，也没人同情——就像看着一群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
姜维的死讯传来时，成都正在下雨。这位为蜀汉征战一生的将军，最终在试图复国的兵变中被杀，临死前还喊着“先帝之志，丞相之托”。消息传到锦官城，陈三郎停下织机，对着北方（祁山的方向）鞠了一躬，然后继续低头织锦。他知道，姜维的志向是好的，可这破败的蜀汉，早已托不起那份沉重的执念。
邓艾站在丞相府的高台上，望着雨后的成都。阳光穿透云层，照在湿漉漉的城墙上，反射出柔和的光。远处的田地里，已经有农人开始翻土，准备春耕；锦官城的方向，传来了熟悉的织机声，规律而踏实。
他忽然明白，历史从不会因为谁的“天命所归”而停下脚步，也不会因为谁的“兴复大业”而格外垂青。它只认一个道理：民心向背，才是最硬的道理。
蜀汉的灭亡，不是因为邓艾偷渡阴平，不是因为姜维北伐耗竭，更不是因为“天命转移”。它是因为从朝堂到民间，那根“上下同欲”的线断了——当皇帝忘了“以民为天”，当官吏忘了“为民请命”，当士兵忘了“保家卫国”，当百姓忘了“家国一体”，这个王朝，便只剩下一个空壳，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塌。
风吹过丞相府的庭院，卷起几片枯叶，落在那本《蜀科》残卷上。邓艾伸手拂去枯叶，目光落在“民为邦本”四个字上，久久没有移开。
（本章约4200字）
注：本章作为“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系列的总结性章节，通过邓艾的视角，结合文书、人物、民间声音等多维度素材，系统梳理蜀汉灭亡的深层逻辑：从统治核心的昏聩（后主、宦官）、制度的崩坏（法度废弛、贪腐成风）、阶层的割裂（世家垄断、民生凋敝），到人心的离散（军民离心、信念丧失），最终落脚于“民心向背”这一根本命题。以历史参与者的反思与历史见证者的视角，完成对“蜀国灭亡根本原因”的闭环论证，揭示王朝兴衰的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