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秋阳透过窗棂，落在陈寿摊开的竹简上。这位前蜀官吏如今已是魏国的着作郎，正奉命编撰《三国志》。案上堆着的，是从成都运来的蜀汉档案，有诸葛亮的《出师表》抄本，有姜维的北伐奏疏，还有后主刘禅的罪己诏——那是降魏后，司马昭让他写的，字里行间满是“悔不早降”的惶恐。
“陈郎官，这卷《南中志》还要吗？”书吏捧着一卷发黄的竹简进来，上面记载着南中各郡的赋税与叛乱，字迹潦草，像是仓促间写就的。
陈寿接过竹简，指尖拂过“建兴十三年，越巂夷反，杀太守张嶷”的字样，忽然想起建兴十四年，他父亲在越巂做功曹，就是因为镇压这次叛乱不力，被削了官职，郁郁而终。那时他才十岁，记得父亲临终前叹着气说：“不是夷人难治，是汉官太贪啊。”
“留下吧。”陈寿将竹简放在案头，与《出师表》并列。两卷竹简，一卷写着“亲贤臣，远小人”，一卷记着“太守强征盐井，夷人无以为生”，像两把刀，剖开了蜀汉灭亡的真相。
书吏退下后，陈寿拿起姜维的北伐奏疏。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兵力部署、粮草调度，甚至还有对魏将邓艾、钟会的分析，字里行间透着孤注一掷的急切。他忽然想起景耀六年，自己在成都太学读书，曾见过姜维。那时老将军刚从沓中战败归来，鬓发如雪，却依旧在朝堂上力主再伐，被谯周指着鼻子骂“穷兵黩武”。
“穷兵黩武？”陈寿苦笑一声，翻开蜀地户籍档案。章武元年，刘备入蜀时，蜀地有户二十万，口九十万；到炎兴元年刘禅降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二十九年，人口只增了四万，而兵甲却从三万涨到了十一万——几乎每八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士兵。
他又翻出粮草账册：建兴五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耗粮十万石；建兴十二年，第五次北伐，耗粮二十万石；景耀五年，姜维最后一次北伐，耗粮二十五万石。而蜀地每年的粮食产量，最多不过八十万石，除去百姓口粮，能供军需的不足三十万石。
“以一州之地，抗九州之师，怎能不亡？”陈寿提笔在竹简上写下这句话，却又觉得不妥，划掉了。他想起父亲说过，建兴七年，诸葛亮在南中推广木牛流马，教夷人耕种，那一年南中贡粮翻了一倍，百姓唱着“诸葛丞相，活我族人”的歌谣。那时的北伐，是有民心支撑的。
可后来呢？他翻到延熙十年的档案，记载着“大将军费祎遇刺身亡”。费祎在世时，总说“以保国为上，伐魏为次”，每次给姜维的兵力不过万人。他一死，姜维再无人制约，三年之内，四次北伐，把蜀地的家底彻底掏空了。
“是时，百姓凋敝，仓廪空虚，而维犹不止。”陈寿写下这句话，笔尖微微发颤。他想起景耀三年，成都米价涨到千钱一石，有百姓拿着家里最后一匹蜀锦去换粮，粮商却拒收，说“魏人不要蜀锦了”。那时的街头，到处是流离失所的流民，而朝堂上，黄皓还在忙着修建新的宫殿。
窗外传来马车声，是司马昭的世子司马炎来了。这位未来的晋武帝，如今正以中护军的身份监修国史。他走进书房，看见案上的蜀汉档案，笑着问：“承祚（陈寿字），这蜀亡的根本，你看是在刘禅昏庸，还是姜维好战？”
陈寿起身行礼，沉吟片刻：“殿下，臣以为，皆非根本。”
“哦？”司马炎饶有兴致地拿起那卷《南中志》，“那你说说，根本在哪？”
“在‘内外离心’。”陈寿指着档案上的记载，“刘备入蜀，靠的是荆州集团；诸葛亮治蜀，靠的是‘依法治国’，压制本土士族；可诸葛亮去世后，荆州集团后继无人，本土士族趁机抬头，黄皓能专权，谯周主降，皆因士族支持。而姜维北伐，损耗的是本土士族的利益，他们自然要反对。”
他顿了顿，拿起诸葛亮的《出师表》：“丞相当年说‘亲贤臣，远小人’，这‘贤臣’，不仅是品德高尚者，更该是能融合本土与外来势力的人。可惜，他之后，蜀汉再无这样的人。”
司马炎点点头，指着户籍档案：“你看这人口，蜀地本是天府之国，为何二十九年只增四万？”
“因为百姓不愿生育。”陈寿的声音低沉，“年年征兵，家家有丧，谁还敢生？臣老家巴西郡，有户人家，父子三人都死于北伐，最后只剩一个老妇，守着空荡荡的院子，见人就哭‘别再打仗了’。”
司马炎沉默了。他想起去年伐吴时，吴地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吴主暴虐，早盼一统”。当年曹操取冀州，也是“百姓安堵，秋毫无犯”。看来，无论蜀、吴，灭亡的根由都一样——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再坚固的江山，也会崩塌。
“你继续写吧。”司马炎拍了拍陈寿的肩膀，“要写得实，让后人知道，亡国不在兵少，在民心；不在君昏，在失政。”
司马炎走后，陈寿看着案上的竹简，忽然想起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消息传到成都，百姓们自发罢市三日，在街头设案祭拜，连南中的夷人都砍了自家的耕牛，朝着北方哭拜。那时的蜀汉，虽在战火中，人心却是齐的。
可短短二十九年，怎么就变成了“陛下降魏，百姓相庆”？他翻到炎兴元年的档案，记载着刘禅降魏后，成都百姓“担酒牵羊以迎魏师，曰‘不复有征役矣’”。这短短一句话，比任何分析都更刺骨。
夜幕降临时，陈寿还在灯下书写。他写下刘备入蜀时的“与民约法三章”，写下诸葛亮的“科教严明，赏罚必信”，也写下黄皓的“专权乱政，贿赂公行”，写下谯周的“《仇国论》惑众，劝主降魏”。
写到姜维时，他犹豫了。是写“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还是写“维好战无功，国败家亡”？他想起老将军最后那封血书，想起成都城门上悬挂的首级，忽然明白了——姜维的错，不在于北伐，而在于他没看清，支撑北伐的民心，早已被连年征战耗尽。
“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他写下这句话，却在后面补了一句，“然国亡主辱，维犹致死，冀以恢复，亦可谓忠矣。”
写完，他将竹简捆好，放在书箱里。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洒在档案上，像一层薄薄的霜。他知道，这些故纸堆里的文字，不仅是历史，更是警示——民心如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王朝兴衰，从来不是天命，而是人心。
几日后，陈寿去洛阳的蜀人会馆。那里聚集着从成都迁来的蜀汉旧臣，大多是本土士族，如今在魏国做着官，日子过得滋润。见了陈寿，有人笑着问：“承祚，《三国志》写完了？可得把咱们蜀地写得好点，别让魏人看扁了。”
陈寿看着他们，忽然想起谯周。这位当年力主降魏的大儒，如今在洛阳做了散骑常侍，每日与魏国公卿饮酒赋诗，早已忘了自己是蜀人。他忽然觉得，这些人，或许才是蜀汉灭亡的最后一块基石——当士大夫只知个人荣辱，不知家国存亡时，这个王朝，早就从内部烂透了。
“史书只记事实。”陈寿淡淡说了句，转身离去。
走出会馆时，洛阳的秋风正紧，吹得街边的槐树落了满地叶子。他看见几个蜀地来的孩童，正在追逐打闹，嘴里唱着魏人的童谣，早已忘了蜀地的乡音。
陈寿叹了口气。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常态——旧的王朝逝去，新的王朝兴起，百姓们在安稳与战乱中轮回，只有那些故纸堆里的文字，还在低声诉说着曾经的兴衰。
他回到书房，提笔在《蜀书》的最后写道：“蜀地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然后主暗弱，黄皓乱政，姜维好战，士民离心，终致覆亡。呜呼！国之兴亡，在德不在险，信哉斯言！”
写完，他合上竹简，望着窗外的明月。月光越过洛阳的城墙，仿佛照向千里之外的蜀地。那里的百姓，或许正在田埂上劳作，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被征去打仗；那里的士族，或许正在庄园里宴饮，享受着九品中正制带来的特权。
只有成都城北的那座丞相祠堂，在风雨中独自矗立。祠堂里的香火，或许还在断断续续地燃着，像一个王朝最后的余温，在历史的尘埃里，静静等待着后来者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