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州将一方砚台重重砸在案上，墨汁四溅，溅脏了摊开的《蜀科》残卷。“‘赏罚分明’？”他指着其中“军功爵制”的条文，语气里满是嘲讽，“看看这上面写的——荆州籍士兵斩将一人，爵升一级；益州籍士兵斩将三人，方升一级。这叫分明？这叫把‘不公’刻进律法！”
苏临州正用镊子整理着一堆锈蚀的箭镞，闻言抬头，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更可笑的是‘恩荫制’。”他捡起一枚刻着“诸葛”字样的箭镞，箭杆上还残留着暗红色的痕迹，“荆州籍官员的子弟，十五岁便可入仕；益州籍官员即便立了大功，子弟也要从最低等的小吏做起。去年我在巴郡见到个老吏，他父亲曾随赵云平定南中，可他做了四十年小吏，连县令的面都没见过——就因为他是益州人。”
沈砚州冷笑一声，从箱底拖出一个沉重的木箱，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竹简，每一枚都刻着人名与罪名。“这是我从蜀汉刑部旧址找到的‘罪录’。”他抽出几枚，“你看这个：荆州人张达，盗牛一头，判罚‘杖二十，罚铜十斤’；益州人李三，盗牛一头，判‘斩立决’。同罪不同罚，这律法，不如烧了！”
“烧了？”苏临州摇头，将那枚“诸葛”箭镞放在阳光下，箭镞上的纹路清晰可见，“烧了也掩盖不了痕迹。你再看这些箭镞——荆州兵用的是精铁打造，益州兵用的却是铸铁，十个有九个会在激战中崩裂。连兵器都分三六九等，还谈什么同仇敌忾？”
沈砚州猛地将竹简扫到地上，竹简滚落一地，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极了蜀汉政权崩塌时的脆响。“景耀六年，邓艾偷渡阴平，沿途守将多是益州人，他们或逃或降，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他指着其中一枚竹简，“这个叫王真的江油守将，本是益州大族之后，却被诸葛瞻斥为‘不可信’，处处掣肘。邓艾兵到时，他直接开了城门——不是他不忠，是蜀汉的天平，早就把他推到了对立面。”
苏临州忽然想起在绵竹挖到的一口枯井，井底堆满了益州士兵的骸骨，骨头上布满了砍砸的痕迹，却没有一枚像样的铠甲碎片。“我曾验过那些骸骨，多数死于钝器击打，而非刀剑。”他声音低沉，“他们根本没有像样的装备，手里的武器还不如农具锋利。可荆州兵的铠甲，连弩箭都射不穿——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战？”
“何止是军队。”沈砚州从怀里掏出一卷布帛，上面是成都粮价的记录，“景耀元年，一石米价百钱；到景耀六年，已经涨到千钱。可荆州籍官员的俸禄，却按‘平价’发放，差价全由益州百姓承担。”他指着布帛上的数字，“你看这涨幅，像不像一把刀？一刀刀割在益州人的心上。”
苏临州将那些锈蚀的箭镞排成一排，忽然发现它们的材质竟泾渭分明——精铁的全刻着“荆”字，铸铁的全刻着“益”字。“这就是根本。”他指着箭镞，“当一个政权用制度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用律法固化着偏见，用资源倾斜滋养着矛盾，那么，它的灭亡就不是意外，而是必然。”
“邓艾的奇袭只是诱因，”沈砚州捡起一枚刻着“益”字的箭镞，轻轻一折就断成两截，“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外敌，而是那套早已腐朽的等级制度。它让益州人觉得自己永远是‘外人’，让荆州人躺在特权上忘了居安思危，最后，连最基本的凝聚力都消失了。”
苏临州望着窗外飘落的枯叶，忽然想起那枚刻着“公平”的空心秤砣。“其实，蜀汉的根基早就烂了。”他声音平静，却带着彻骨的寒意，“从它把‘荆州优先’写进律法的那一刻起，从它用户籍、军功、粮价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死了。邓艾只是踢了最后一脚而已。”
地上的竹简在风里微微颤动，上面的罪名记录早已模糊，唯有“荆州”“益州”的字样，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刺眼。它们像无数双眼睛，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王朝的覆灭真相：不公的制度，才是最锋利的刀，能将最坚固的堡垒，从内部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