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州将一叠泛黄的户籍册推到苏临州面前时，纸页间的霉味混着陈年墨迹的气息扑面而来。最上面那册的封皮写着“蜀郡景耀三年户籍”，边缘被虫蛀出细密的孔洞，像极了蜀汉政权千疮百孔的根基。
“你看这页。”沈砚州的指尖落在“客籍”与“土着”的划分栏上，墨迹因受潮而晕染开来，却仍能看清刺眼的标注——客籍（多为荆州移民）名下注着“岁役一月，免缴盐铁税”，土着（益州本地民）则是“岁役三月，盐铁税加征三成”。他忽然冷笑一声，“建安十九年刘备入蜀时，客籍人口不足三万，到景耀三年已增至十二万，可这赋税条例愣是二十年没变过。就像用一把旧秤称新米，早就失了准头。”
苏临州翻开夹在户籍册里的粮秣账册，泛黄的纸页上记着某年某月的配给记录：“荆州籍士兵每日米二升、肉半斤”，而“益州籍士兵每日米一升五合、菜干一把”。他指尖划过那行悬殊的数字，指腹触到纸页上凹凸的笔痕，像是能摸到当年记账者刻意加重的墨迹。“更荒唐的在后面。”他往后翻了几页，“景耀五年北伐，江油粮仓的出库记录：给荆州籍将领的‘特供粮’里混着酒和蜜饯，给益州籍士兵的却是带壳的糙米，还批注‘可舂米食用，不误工事’。”
“这哪是记账，分明是在人心上刻刻度。”沈砚州从箱底翻出一块锈蚀的铜秤砣，上面刻着“公平”二字，却已被磨得模糊不清，“当年诸葛亮定的规矩，本是‘客籍优先安置，三年后与土着同等待遇’，结果成了‘客籍永居上位’的铁律。就像这秤砣，本该校准天平，最后却成了压垮一边的石头。”
苏临州忽然想起在绵竹废墟里捡到的一块腰牌，上面刻着“益州兵王二”，背面却划着深深的刻痕，像是反复被利器戳刺过。“我问过当地老人，说这位王二是益州人，跟着姜维北伐时中了箭，按理说该评个‘烈士’，结果因为是益州籍，抚恤金拖了半年都没发，他家人去衙门理论，被斥为‘刁民’。”他将腰牌放在账册上，铜质的边缘与纸页碰撞出轻响，“你说，当一个士兵发现自己流的血都分三六九等，他还会拼命吗？”
沈砚州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远处武侯祠的飞檐。“去年我在南中见到个老夷人，他说诸葛亮当年给他们刻的盟约碑，背面有行小字‘汉夷税赋均等’，可现在的碑背面，刻的是‘夷人岁贡加倍’。”他转身从书架上抽出一卷《蜀科》残本，“你看这里，‘军功爵制’里写着‘荆州籍士兵授爵升一级，益州籍降一级’，连卖命换的功劳都要打折，这国本早就被蛀空了。”
“最致命的是那本‘亲信账’。”苏临州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展开是本巴掌大的小册子，上面记着谁是“荆州核心圈”，谁是“益州边缘人”，甚至标着“可用”“可疑”“弃用”的红圈。“这是从诸葛瞻府里找到的，他把益州官员全标了‘可疑’，连马邈这样的守将都在列。邓艾偷渡阴平时，马邈的部将里，三个益州籍士兵直接开了城门——他们说‘反正守也是死，降了说不定能换顿饱饭’。”
沈砚州拿起那枚“公平”秤砣，往地上一磕，锈迹剥落间露出里面的空洞。“你看，这秤砣早就是空心的了。从户籍册的税差，到粮秣账的厚薄，再到军功册的亲疏，就像无数只手把天平往一边压，直到最后，连压秤的人都站到了另一边。”
苏临州将户籍册、粮秣账、亲信账一一叠起，最上面压着那块王二的腰牌。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纸页上，那些悬殊的数字在光线下泛着冷光，像一道道未愈的伤口。“所以蜀国亡的根本，从不是邓艾的奇袭，也不是刘禅的昏庸。”他声音低沉，“是那架从根上就歪了的天平，是把‘我们’和‘他们’刻进骨头里的偏见，是连一碗米、一滴血都要分等第的荒唐。”
沈砚州望着窗外掠过的鸽群，忽然想起年轻时见过的蜀汉初建景象——那时刘备在街头与益州老叟分食一碗粥，诸葛亮和益州士绅在祠堂共商水利。“其实一开始，天平是平的。”他轻声说，“只是后来添秤砣的人太贪心，总想着往自己那边多放一点，直到最后，连秤杆都压断了。”
风卷着落叶掠过窗沿，账册上的字迹在光影里明明灭灭，那些关于“客籍”与“土着”、“荆州”与“益州”的冰冷记录，终于拼凑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当一个政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制度固化着不公，那么它的崩塌，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就像那枚空心的秤砣，看着沉甸甸，实则一触就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