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明英，并非生来就是这县城国营饭店里八面玲珑的付经理。
她也曾有过相对无忧的少女时代，尽管那时光短暂得如同昙花一现。她的家庭出身，是悬在她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她所有悲苦命运的源头。
她的祖父，是旧式读书人，曾在伪满时期的某个小衙门里做过文书。就这么一点在那个特殊年代可以被无限放大的“历史污点”，如同烙印般刻在了付家的门楣上，也让付明英从懂事起，就深知自己“成分不好”，低人一等。
她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敏感、更沉默，也更要强。她努力读书，积极参加劳动，试图用汗水洗刷掉那与生俱来的“原罪”，但那份沉重的出身证明，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时刻提醒着她的位置。
转机发生在她十八岁那年。经由一位远房亲戚介绍，她认识了邻县驻地部队的一位排长，周红卫。周红卫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后代，三代清白，本人又是军人，是那个时代最光荣、最值得信赖的根红苗正身份。他对美丽温婉又带着一丝忧郁的付明英一见钟情。
这桩婚事，对于付家来说，无疑是黑暗中投射进来的一束强光，是改变家庭境遇、甚至可以说是“赎罪”的绝佳机会。对于付明英个人而言，周红卫的出现，像是一座坚实可靠的堡垒，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保护、被珍视的温暖，看到了摆脱出身阴影、过上正常生活的希望。她对他的感情，起初混杂着感激和对安全的渴望，但在周红卫东憨厚而真诚的追求下，也逐渐化为了真正的爱意。
婚礼办得简单而隆重。周卫东穿着笔挺的军装，胸戴红花，付明英穿着当时最时兴的列宁装，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幸福红晕。那一刻，她以为命运的枷锁终于被砸碎，新生活的大门正向她彻底敞开。
婚后，周红卫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极力为付家斡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她娘家的处境，至少，那些明目张胆的歧视和刁难少了很多。
——因为付明英已经是光荣的军属！她也被安排到了县国营饭店工作，她从最基层的服务员做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凭借着过人的聪慧和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慢慢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那几年，是付明英人生中最安稳、最幸福的时光。丈夫英武可靠，事业稳定，她自己工作努力，家庭成分的阴霾似乎正在逐渐散去。她甚至开始憧憬着未来，为周红卫生儿育女，建立一个真正温暖的家。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后来北疆形势骤然紧张，珍宝岛战火突起。周卫东所在的部队奉命开赴前线。临行前，他紧紧抱着付明英，这个不善言辞的汉子，只反复叮嘱一句：“明英，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
他这一去，却再也没能回来。
噩耗传来，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部队送来的是周红卫的烈士证明和几件遗物——一套叠得整整齐齐、却沾染了永不褪色血渍的军装，一枚被打穿的军用水壶，还有他视若珍宝、时刻带在身边的，一张付明英的照片。他在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英勇牺牲，被追记一等功。
付明英的天，塌了。
她哭得撕心裂肺，几乎流干了眼泪。那个给她温暖、给她庇护、给她希望的男人，就这样化为了一张薄薄的纸和几件冰冷的遗物。巨大的悲痛几乎将她击垮，但“烈士家属”这个身份，又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勉强维系着她，让她不能彻底倒下。
她告诉自己，要坚强，要对得起红卫的牺牲，要替他照顾好他的父母（两位老人同样悲痛欲绝），也要维系好自己这个刚刚看到曙光的小家。
按照政策和常理，烈士遗属理应得到妥善的照顾和抚恤。起初，县里也确实送来了一些慰问品，表达了组织的关怀。付明英也强忍悲痛，重新回到饭店工作，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也开始小心翼翼地办理和争取那些按规定她应得的抚恤待遇，这不仅是物质上的依靠，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是红卫用生命为她换来的最后保障。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当时，分管民政、优抚等工作的，正是刚刚提拔为县革委会副主任不久的贾怀仁。
第一次被叫去贾副主任办公室谈抚恤金和后续安置问题，付明英就感觉到了一丝异样。贾怀仁并没有像其他领导那样，对烈士家属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和同情，反而用一种审视的、甚至带着些许玩味的目光打量着她。问的问题，也渐渐偏离了正题，开始旁敲侧击地询问她和周红卫认识的经过，结婚的细节，甚至意味深长地说：“付明英同志啊，周排长是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你也要正确认识自己，你和周排长的结合，当时就有一些同志反映，是不是……嗯，动机上，有待商榷啊？”
付明英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她试图解释，诉说她和周红卫之间真挚的感情。但贾怀仁只是皮笑肉不笑地听着，末了，打着官腔：“组织上会调查清楚的，你要相信组织。至于抚恤待遇嘛，也要等组织上对你的情况有了全面了解之后，才能按规定办理。毕竟，我们不能让英雄的鲜血，流得不值，对吧？”
这话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付明英的心。接下来的几个月，她为了抚恤的事情，又去找过贾怀仁几次。每一次，贾怀仁的态度都愈发暧昧，言语间的暗示也愈发露骨。他从最初隐晦地指责她“婚姻动机不纯”，到后来几乎直白地表示，她“一个成分不好的女人，能嫁给周排长已经是天大的运气，现在更要懂得珍惜组织上给你的机会，要‘懂事’”。
付明英不是不懂他所谓的“懂事”是什么意思。她感到无比的屈辱和愤怒。她严词拒绝过，也试图找其他领导反映情况，但要么被敷衍搪塞，要么对方一听涉及贾怀仁，便讳莫如深，避之不及。甚至有“好心人”私下点醒她：“明英啊，你怎么还不明白？贾副主任那是……看上你了！你一个寡妇家，又背着那么个出身，拧得过人家大腿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那一刻，付明英才彻底明白了贾怀仁的险恶用心。他并非仅仅是想占她便宜那么简单，他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她逼入绝境，让她主动屈服，成为他掌中的玩物。他用抚恤金和她的家庭出身作为要挟的筹码，用“玷污烈士名誉”作为恐吓的工具。
那些日子，付明英整夜郑夜睡不着，以泪洗面。她想起牺牲的丈夫，心如刀割；想起年迈的父母和公公婆婆，忧心忡忡。她知道自己无路可走。硬扛下去，不仅烈士抚恤拿不到，自己“动机不纯”的污名会被坐实，很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甚至还会牵连本就脆弱的娘家。
贾怀仁有的是办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她和她的一家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最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想到父母惶恐的眼神，想到自己可能面临的更悲惨的境遇，付明英最后一点抗争的力气也被抽干了。她对着周红卫那身染血的军装，无声地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她擦干眼泪，对着镜子，努力挤出一丝僵硬的、符合“经理”身份的笑容，走进了贾怀仁的办公室……
从此，付明英表面上成了贾副主任的“相好”，靠着这层不光彩的关系，她稳住了饭店经理的位置，该有的抚恤待遇也终于得以落实（虽然过程依旧充满屈辱）。贾怀仁对她，也并无多少真情实感，更多是一种占有和玩弄，需要时召之即来，在公开场合则维持着必要的距离。付明英则用麻木包裹着自己，将所有的悲苦、屈辱和思念都深深埋藏在心底，只在无人深夜，才会对着丈夫的遗像，默默流泪。
她也曾想过报复，想过揭露贾怀仁的丑恶嘴脸，但她深知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撼动不了贾怀仁的地位，反而会引来灭顶之灾。她只能小心翼翼地周旋，用自己的方式，在这夹缝中求生存，同时，内心深处那一点未泯的良知和对正义的渴望，并未完全熄灭。
这，就是付明英为何会“反常”地，向林墨他们透露消息的原因。这绝非简单的示好或投机。
——是源于对贾怀仁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