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来暑往，湘桂黔边区的群山在战火与动荡中悄然变换着颜色。楚云飞率领的“华南抗日先遣纵队”，以“鹰嘴涧大捷”为起点，在这片广袤而混乱的敌后区域，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坚韧的存在。他们的抗战，既不同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溃败，也区别于共产党武装深入的群众运动，更迥异于地方势力的割据自保，呈现出一种专属于楚云飞个人风格和处境的独特模式。
此时的华中、华南，局势极端复杂。日军主力沿交通线推进，控制要点；国民党溃军、散兵游勇四处流窜，与土匪无异；地方保安团、士绅武装各怀心思，以求自保；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则在更偏远的山区活动，力量相对薄弱。楚云飞的纵队，就活跃在这几股势力的夹缝之中。
他严格奉行“多交朋友，少树敌人，专打日伪”的原则。对国民党溃兵，他采取“收容整顿，择优录用”的策略，以抗日大义和相对公平的待遇吸纳有血性者，对兵痞流氓则坚决驱逐或缴械。对地方士绅和保安团，他派人主动接触，申明“保境安民、只打鬼子、不扰地方”的宗旨，并以小额金钱或缴获的日用品公平交易粮秣，逐渐赢得部分开明士绅的默许乃至有限支持。对共产党游击队，他则保持距离，避免冲突，有时甚至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进行一些心照不宣的情报共享或战术配合，共同对付日军，但绝不涉及组织合作。这种灵活务实的态度，使纵队在缺乏稳固后方的情况下，得以在复杂的缝隙中生存下来，并像藤蔓一样，悄然扩展着活动范围。
楚云飞将晋西北山地作战的经验与华南丛林地形相结合，形成了一套高效而凶狠的战术。他绝不与日军硬碰硬，专挑软肋下手。
频频袭击日军运输队、通讯线路和小型兵站。作战计划极其周密，行动迅捷如风，往往在日军反应过来前已携战利品远遁。缴获的武器弹药、药品食品成为纵队重要的补给来源。
针对日军兵力分散、不得不依靠伪军驻守的偏远碉堡和小镇，采取夜间突袭、化装潜入、策反内应等方式，速战速决，缴获物资，摧毁工事，极大震慑了日伪军，鼓舞了当地民众。
楚云飞极度重视情报工作。他利用各种渠道——收买的伪军人员、合作的士绅、甚至通过特殊方式与美军观察组保持的零星联络——获取日军动向，使得纵队的行动总能打在日军的痛处，而自身损失极小。纵队像一把锋利而精准的手术刀，在日军的占领区内游刃有余地切割着。
楚云飞深知，要在敌后长期坚持并发展壮大，必须有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核心力量。他完全摒弃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习气和僵化体制，以带来的晋西北老兵为骨架，建立起一套独特的制度。
官兵一致， 从楚云飞本人到普通士兵，吃一样伙食，发一样津贴（极其微薄），伤兵统一救治，阵亡共同安葬。这种平等极大地凝聚了人心。
强化训练，利用战斗间隙，不间断地进行战术、射击、爆破、土工作业训练，尤其强调班排独立作战能力和夜战、近战本领。楚云飞亲自授课，将现代军事理论与实战经验相结合。
重视技术， 千方百计搜罗和培养电台、工兵、医疗等技术兵种人才，缴获的电台、医疗器械被视为至宝。他甚至通过秘密渠道，搞到了一些美军急救包和军用地图，提升了纵队的专业水平。
经济支撑， 除了缴获，楚云飞也开始尝试建立微弱的经济基础。在控制区边缘，设立秘密税卡，对过往商队征收极低的“抗日捐”；用缴获的食盐、布匹等与农民交换粮食；甚至秘密经营一个小型被服厂。这些措施虽杯水车薪，却减少了纵队的掠夺，改善了与民众的关系。
在这股国民党溃败的滔天洪流中，楚云飞的纵队如同一块逆流而上的礁石，显得格外悲壮和醒目。他们没有后方支援，没有空中掩护，甚至没有合法的名分（重庆方面早已将其遗忘或视为麻烦），完全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勇气在敌后苦苦支撑。士兵们都知道，他们是“楚长官”的队伍，是一群被遗忘的战士，但他们更自豪于自己的战绩和独特的凝聚力。一种“舍我其谁”、“血战到底”的悲壮情怀与高度的职业军人自豪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支部队独特的精神气质。
楚云飞本人，则是这种气质的核心。他不再是那个在重庆官场周旋的郁闷将领，而是重新找回了沙场宿将的锐气和决断。他面容清瘦，目光却愈发锐利，经常亲临一线勘察地形，指挥战斗。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在战斗最激烈时，会操起冲锋枪与士兵一同冲锋。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旗帜，让这支孤军有了灵魂和方向。
短短数月间，“华南抗日先遣纵队”的名声不胫而走。百姓暗中称其为“楚阎王”的队伍（指其对鬼子狠），又因其纪律较好而心存好感；日伪军将其视为心腹大患，多次组织清剿，却因其行踪飘忽、战术灵活而屡屡扑空；甚至远在重庆和昆明，也有零星关于这支“神秘部队”在敌后活跃的消息传出，引得各方势力暗自揣测。
楚云飞站在指挥部（一个经常迁移的山洞或村落）外，望着连绵的群山，心中清楚，这种“独特”的抗战方式，固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危机四伏。既要面对强大的日军，又要警惕背后的冷箭，还要在复杂的本土势力中寻求平衡。但他更知道，这是在当时环境下，唯一能让他实现抗日抱负、保存和发展力量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