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叫瓦塘村，三十几户人家孤零零地窝在山坳里，离最近的邻村也有二十多里山路。村子小，谁家有点什么事，不出半日就能传遍全村。可这两年，村里传的不是喜事，是接连不断的丧事。
从去年开春到今年夏天，村里走了七个人，都是45到60岁的壮年人。怪就怪在，这些人在外头打工谋生，平常不在村里住，只是偶尔回来，偏偏就在他们回村的当口出了事。更怪的是，村里二十多位六十往上的老人，一个个身子骨硬朗得很，连伤风咳嗽都少有。
村东头的五保户老韩头吧嗒着旱烟说：“这事儿邪性，一过子时，村西头老有女人哭声，呜呜咽咽的，听得人心里发毛。”
几个老人凑在一块儿嘀咕，都说自己也听见了。那声音不像活人发出的，飘飘忽忽，时远时近，顺着山风钻进窗户缝，能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村里人心惶惶，最后大家凑了份子钱，请了十里八乡最有名的阴阳先生马三爷。马三爷带着罗盘在村里转了三圈，最后停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这儿不干净啊。”马三爷捋着山羊胡，眉头拧成了疙瘩，“有怨气聚而不散，需做法事化解。”
村里人不敢怠慢，按马三爷的吩咐，买了香烛纸马，宰了猪羊，热热闹闹办了一场法事。马三爷穿着道袍，舞着桃木剑，从村头跳到村尾，最后把一道符埋在老槐树下。
“行了，冤魂已超度，大家安心吧。”马三爷揣着红包走了。
可没过半个月，那女人的哭声又来了，比先前更凄厉，更悲切。
然后上个月，张老四家的二小子回来了。那孩子才43岁，在省城开出租车，这次是回来看望生病的老娘。谁曾想，回来第三天，人就没了——晚上还好端端的，第二天早上就没醒来。卫生院的人说是突发心梗。
这下全村炸了锅。
张老四的老娘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抓着村主任李建国的手不放：“主任啊，这可咋办啊？下一个轮到谁啊？你得想想办法啊！”
李建国召集全村开会，祠堂里挤满了人，烟雾缭绕，议论纷纷。
“马三爷不顶用，得另请高明！”有人提议。
“请谁？这方圆百里，就数马三爷最有道行。”有人反驳。
“要不...咱们自己盖座庙吧？”一直沉默的老韩头突然开口，“供个镇邪的神仙，总比靠外人强。”
盖庙可不是小事，费钱费力。但眼下这情形，谁也不敢反对。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每户出五百块钱，有力气的出力气，在村东头的小山坡上盖一座小庙，供奉钟馗像，镇邪驱鬼。
庙盖得很快，不到一个月就竣工了。红墙灰瓦，一尺高的钟馗像怒目圆睁，手持宝剑，确实有几分威严。
说也奇怪，自打庙盖好后，那女人的哭声就再没出现过。
村里人渐渐安心了，只有我总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
我叫小斌，在城里读过大专，现在在县文化局工作，算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我不信这些神神鬼鬼，可这一连串的死亡太过蹊跷，让我寝食难安。
趁着周末，我翻出村里的户口册，开始研究那些去世的人有什么共同点。
李福贵，52岁，在县城建筑工地打工，去年三月回村祭祖，突发脑溢血去世。
赵来顺，47岁，在省城卖水果，去年六月回村给父亲过寿，酒后失足落水。
钱卫东，59岁，在外地跟儿子住，去年九月回村处理宅基地，心脏病发作。
孙长海，45岁，跑运输的，去年十一月回村喝亲戚喜酒，车祸身亡。
周建军，56岁，在县城当保安，今年二月回村看病重的母亲，食物中毒。
吴保国，60岁，在外地带孙子，今年五月回村避暑，突发哮喘。
最后是张建军，43岁，开出租的，上个月回村看母亲，睡眠中猝死。
我反复看着这份名单，忽然发现一个规律——这些人虽然都在外居住，但他们去世前，都曾在村里住过至少两晚。
我又去走访了他们的家属，得到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他们都是在回村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出事的。
这绝不是巧合。
我找到村主任李建国，说出我的发现。李建国抽着烟，半晌不说话。
“叔，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追问。
李建国叹了口气：“小斌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可这样下去，还会死人的！”我急了，“下一个会是谁？您儿子也在外地打工，说不定哪天回来就...”
李建国的脸色变了，他狠狠掐灭烟头：“你去问问老韩头吧，他可能知道点啥。不过...他未必肯说。”
我立刻去找老韩头。他住在村东头一间破旧的土房里，见到我，一点也不意外。
“我知道你会来。”老韩头盘腿坐在炕上，浑浊的眼睛盯着我，“你想知道那‘女人哭声’的事？”
我点点头。
“那不是女人的哭声。”老韩头的声音沙哑，“那是风声。”
“风声？”
“对，从村西头那个废矿洞口吹出来的风声。”老韩头望向窗外，陷入回忆，“那矿洞，关了有二十年了。”
在我的追问下，老韩头讲起了往事。
二十多年前，瓦塘村附近有个小煤矿，村里不少壮劳力都在那里干活。矿主黑心，安全措施简陋。1998年秋天，矿洞发生坍塌，五个矿工被困井下。
“当时要是及时救援，可能还有人能活下来。”老韩头的声音低沉，“可是矿主怕事情闹大，影响生产，硬是拖了两天才组织救援。等把人挖出来，早就没气了。”
我心头一紧：“死的都是谁？”
“李满仓、赵二狗、钱顺子、孙福旺、周铁柱。”老韩头一字一顿地说出五个名字。
我愣住了——这五个人的姓氏，正好对应了前五个去世的人所在的家族！
“那...那次事故之后呢？”我追问。
“之后？”老韩头苦笑，“矿主赔了点钱，这事就算了了。可是...”
“可是什么？”
老韩头压低声音：“可是有人说，在矿洞关闭前，曾有个女人在洞口哭了好几天。她男人死在了井下，她受不了打击，就...投井自尽了。”
我感到后背发凉：“那女人的名字叫什么？”
“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姓吴。”
姓吴！第六个去世的吴保国，正是姓吴！
我谢过老韩头，匆匆回家，一夜未眠。
第二天，我决定去那个废矿洞看看。村西头的山路杂草丛生，走了半个多小时，我才找到那个被木板封住的矿洞口。
木板已经腐朽，露出一个勉强能容人通过的缝隙。我钻了进去，矿洞里阴冷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怪味。
我打开手电，往里走了几十米，洞壁上有明显的水渍，地上散落着锈蚀的矿工帽、铁锹等杂物。越往里走，那种怪味越浓。
突然，我脚下一滑，差点摔倒。手电光照去，我发现地上有些异样——泥土中夹杂着一些细小的颗粒。我蹲下身，用手指沾了一点放在鼻尖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金属味。
难道是...
我把一些样品装进随身带的小塑料袋，准备带回城里检测。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一阵风吹过矿洞，果然发出了类似女人哭泣的声音。老韩头说得对，那“哭声”其实是风声。
可是，如果哭声是风声，那接连的死亡又是怎么回事？
三天后，检测结果出来了。那些颗粒是锰矿渣，含有高浓度的重金属。
我立刻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长期暴露在高浓度锰环境中，会导致神经系统受损，引发类似帕金森病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猝死。
一个可怕的猜想在我脑中形成。
我再次回到瓦塘村，这次我带上了专业的环境检测设备。我在村里多处取水样检测，结果让人震惊——村里的井水锰含量严重超标，是国家标准的十几倍！
更可怕的是，我进一步检测发现，村西头的废矿洞有地下水渗出，这些含锰量极高的水正慢慢渗入村里的地下水系。
我立刻把检测结果拿给李建国看。他看了半天，脸色越来越白。
“叔，您早就知道对不对？”我问，“您知道村里的水有问题。”
李建国颓然坐下，双手捂住脸：“我...我只是怀疑...二十年前矿洞关闭时，就有人说过可能会污染水源...可是...”
“可是您没说出去？”我难以置信。
“怎么说啊！”李建国抬起头，眼睛通红，“说了全村人怎么办？搬村？哪来的钱？而且这只是猜测，没真凭实据...”
“就因为这猜测，您眼睁睁看着这么多人死去？”
“我不知道水真有问题！”李建国激动起来，“一开始谁也没往这方面想！直到张老二死后，我才隐约觉得不对劲...可这时候说出来，全村不得炸锅？我这个村主任还怎么当？”
我看着他，突然明白了什么：“所以盖庙是您的主意吧？通过老韩头提出来，好安抚人心？”
李建国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真相大白了。所谓的“女人哭声”只是矿洞的风声，而接连的死亡，是因为重金属锰中毒。
那些常年在外的村民，突然回到村里，饮用了本地的高锰水，他们的身体无法适应，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有潜在心血管疾病的人，更容易突发疾病死亡。而村里的老人常年饮用这种水，身体已经产生了耐受性，反而相安无事。
我把检测结果和真相公之于众时，全村震惊了。有人愤怒，有人后怕，更多人感到被欺骗的失望。
县里很快派来了工作组，确认了水质污染问题，立即安排了临时供水车，同时开始规划全村搬迁事宜。
临走那天，我独自一人来到村东头的小庙。钟馗像依然怒目圆睁，却没能镇住真正的“鬼怪”。
那鬼怪不是冤魂，不是女鬼，而是人们的无知、侥幸和沉默。
李建国辞去了村主任职务，他的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大半。搬迁前夜，他找到我，递给我一个布包。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和几份文件。
“这是...”
“矿洞事故的一些记录，还有...我这些年的调查笔记。”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早就该拿出来的。”
我翻看笔记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每次死亡的时间、情况，以及他对水质问题的怀疑。
“你既然怀疑，为什么不早说？”我问。
李建国苦笑着摇头：“人啊，有时候就是自己骗自己。我不愿意相信是我的沉默害死了他们，就编出冤魂索命的说法，连自己都快信了。”
一个月后，瓦塘村全体搬迁到了县城附近的新安置点。临走时，很多人都来小庙上香，感谢钟馗爷的“保佑”。
只有我知道，真正驱走死亡的，不是神灵，而是真相。
老韩头搬走前，悄悄告诉我一件事：“其实，那个投井的女人不是矿难家属。”
我愣住了：“那她是谁？”
“她是矿主的老婆。”老韩头说，“矿难后，矿主跑了，债主上门逼债，她走投无路才...”
“那她为什么在矿洞哭？”
“可能是后悔吧，后悔没能阻止丈夫的贪婪。”老韩头望着远山，“人啊，做了亏心事，心里就跟有了鬼一样，一辈子不得安生。”
我忽然明白了，那女人的哭声，不只是风声。
它是良知的回声，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提醒活着的人：有些罪，无法逃避；有些债，终要偿还。
真正的鬼，不在矿洞里，不在深井中，而在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