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阵剧烈的、如同筛糠般的颤抖，终于像退潮般缓缓平息下来。
车厢内恢复了寂静。
我透过后视镜，担忧地看着他。他依旧维持着那个卡在缝隙里的别扭姿势，脸色苍白，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疲惫的阴影。
“江江，”我轻声唤他，“我帮你挪到座位上躺好，那样能舒服点。”
说着，我便准备下车去后座帮他。
“别……”他却忽然开口，声音沙哑而微弱，却带着一种异常清晰的阻止意味。他缓缓睁开眼，目光有些涣散，但意识是清醒的。他看了看自己身处的这个“窘境”，嘴角竟然极其微弱地向上牵动了一下，带着一种近乎破罐子破摔的、却又无比现实的坦然。
“就坐这儿吧，”他说，声音轻得像叹息，“这个缝里……挺好。”
我愣住了，不解地看着他。
他尝试着动了动身体，似乎是在感受这个狭窄空间带来的、某种奇特的“固定”作用，然后解释道：“上来下去……太费劲了。就这样，帮我拿个抱枕垫在腰后面，再盖条小毯子……我靠在这边门上，也能歇一歇。”
他顿了顿，语气平静地分析着，像是在权衡一件与自身无关的事情：“省下折腾到座位上的那点力气，下午……检查的时候，说不定转移还能多出一份力。
他已经开始如此精打细算地分配自己有限的体力了，像是一个精明的会计，在预算紧张时，必须权衡每一笔支出的必要性。
我没有再坚持。默默地从前排拿过常备在车里的U型颈枕和一条柔软的薄绒毯。我探身到后座，小心地将颈枕塞到他后腰与车门之间的空隙里，尽可能缓解一些压力。然后展开绒毯，轻轻地盖在他的腿上，将他那双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此刻归于死寂的双腿仔细盖好。
他配合着我的动作，身体微微调整，最终选择了一个将头侧靠在冰凉车窗上的姿势。这个姿势虽然不能完全平躺，身体也有些蜷缩，但相比于正襟危坐，确实让他的腰背和颈部得到了一定的舒展和放松。他闭上眼睛，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搁置所有体面与挣扎的、安全的港湾。
我坐在驾驶座上，没有看手机，也没有播放音乐，只是让车厢维持着这片绝对的安静。透过车内后视镜，我能看到他靠在车窗上安静的侧脸，以及那双在薄毯下轮廓模糊的腿。
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疼和无力感包裹着我。他聪明、骄傲，却不得不向身体的局限低头，甚至在这种低头中，寻找最优的生存策略。这份在困境中磨砺出的、带着痛感的“智慧”，让我既敬佩，又心酸。
我们就以这样有些奇怪却无比现实的姿势，在昏暗的车库里，共享着这段疲惫而珍贵的午间休憩。
还好下午的检查项目少了许多，转移的次数也随之减少，这让身心俱疲的我们都稍稍松了口气。
江予安靠着在车里“节省”下来的那点力气，勉强支撑着完成了剩下的检查。
当最后一份报告打印出来，时间刚过下午三点。拿着那叠沉甸甸的、承载着未知结果的纸张，我们再次回到了医生的诊室。
医生接过报告，一张张仔细翻阅着，他的目光在核磁共振和肌电图的影像与数据上停留了许久，眉头时而微蹙，时而舒展。
诊室里安静得能听到我们自己紧张的心跳声。我紧紧握着江予安的手，发现他的掌心也一片冰凉，甚至带着细微的湿意。
终于，医生放下了手中的报告，抬起头看向我们，脸上露出一丝……可以称之为宽慰甚至带着点鼓励的笑容？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很多。”医生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像一道阳光，瞬间驱散了我们心头的阴霾。“从影像学和神经电生理检查的结果来看，”他拿起一张报告，指向几个专业的数据和影像特征，“江先生之前受损的脊髓神经，出现了神经再生的迹象。你们可以理解为，那些原本因为损伤而中断联系的神经纤维，正在尝试重新生长、建立新的连接。”
他顿了顿，看向江予安，语气肯定：“你最近感受到的那种‘异样的疼痛’，还有近期频繁且剧烈的痉挛，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个神经再生的过程引起的。我们称之为 ‘神经病理性疼痛’ 的一种特殊表现。虽然痛苦，但这本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积极的信号！
这几个字如同天籁，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我猛地看向江予安，只见他也怔住了，原本紧绷的下颌线条微微松弛，那双深邃的眼眸中，仿佛有被冰封已久的湖面，被投入了一颗石子，漾开了层层难以置信的、带着希冀的涟漪。
“所以……那些疼，反而是好事？”江予安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需要最直接的确认。
“可以这么理解。”医生肯定地点头，“这证明你的神经系统并没有完全沉寂，它仍在努力地尝试修复。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疼痛和痉挛也可能反复，需要药物和康复手段介入来帮助管理和缓解。”
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下一步的建议：“基于这个情况，我建议江先生接下来接受一个阶段的系统治疗。主要是物理治疗和神经肌肉电刺激相结合，目的是促进神经再生，防止肌肉萎缩，并尽可能地重建运动功能。需要每天下午过来，过程会比较辛苦，需要坚持。”
医生说到这里，语气变得更加审慎，他看着我们，眼神坦诚而严肃：“我必须向你们说明，根据目前的情况，结合最新的临床研究和类似病例，存在一种可能性，虽然非常、非常微小，但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在持续、有效的治疗和江先生自身不懈的努力下，未来，有极其微小的可能性，他或许能够借助辅助器具，实现短暂的站立行走。”
“站立”这个词，在我们沉寂已久的世界里轰然炸响。
我感觉到江予安握着我的手猛地收紧，力道大得几乎让我感到疼痛。
他的呼吸瞬间屏住，胸膛剧烈地起伏了一下，眼中那点希冀的火苗，仿佛被投入了足够的氧气，骤然亮了起来。
但医生立刻给我们泼了一盆必要的冷水，他的语气极其严肃：“请务必理解，这只是基于现有医学认知的一种理论上的、极其微小的可能性。我希望你们，尤其是江先生，不要对此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康复之路漫长而艰辛，过度关注这个遥远且不确定的目标，反而容易在遇到挫折时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不利于治疗的坚持。”
他目光真诚地看着江予安：“我们把目标放实际一些，专注于改善疼痛、控制痉挛、提升上肢和核心力量、提高生活自理能力，这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但是，”他话锋再次一转，带着鼓励，“这极其微小的可能性，意味着希望的大门并没有被完全焊死。所以，我们更要好好治疗，全力以赴，不为那遥不可及的‘可能’，只为每一个实实在在的‘进步’。”
医生的话理性而克制，甚至有些残酷，但那份“极其微小的可能性”本身，就像在无边黑暗中透出的一丝极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星光。
它不足以照亮整个前路，却足以让在黑暗中跋涉了太久的人，重新燃起走下去的勇气。
“我们治。”江予安的声音响起，低沉，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坚定。他转过头看向我，眼中不再是隐忍的黯淡，而是闪烁着一种准备迎接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亢奋的光芒。
我用力回握他的手，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但这一次，是喜悦的、充满希望的泪水。
“对，我们治！”我哽咽着，却笑着重复道。
无论前路多难，无论那“可能性”多么渺茫，只要有希望，只要他在努力，我就会一直陪在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