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工人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卡片，笔尖在纸面蹭了蹭，没写。刘好仃看见了，没叫他进来，也没催，只是把空调温度调低了一度。屋里静了静，那人终于迈步，把卡片塞进铁盒，转身就走，背影像块刚出炉的玻璃板，硬邦邦的。
刘好仃起身，走到白板前，揭下那张被火燎过边角的听证会关键词清单，换上一张新纸。他从手册里取出那张铅笔写的纸条——“我昨天说的那件事，你们真的听见了吗？”——用磁铁贴在白板正中央。
“从这儿开始。”他说，“一条一条，对上号。”
小林正趴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像在抢红包。语音转文字的数据流了一屏，他按分类标了颜色：红色是安全隐患，黄色是流程卡点，蓝色是建议，灰色是抱怨。老周抱着一叠补录单，拿红笔在日历上画圈，标出每次补登的时间差。阿珍则把匿名纸条摊在桌上，拿便利贴归类，相同问题叠成一摞，最高的那摞写着：“说了有用吗？”
“问题池建好了。”阿珍抬头，“三百二十七条，合并后一百零八条，重复率百分之六十二。”
刘好仃点点头：“不奇怪。人总在同一个坑里摔两次，第三次才敢问路。”
小林忽然抬头：“有条语音，说b线夜班交接时，有人用私聊报了温度异常，但系统没留痕。”
“哪天？”
“前天凌晨两点十七分。”
刘好仃翻开记录本，找到那页手写的补录单，核对时间、工号、设备编号，全对得上。“记进问题池，标‘已响应但未闭环’。”
老周嘀咕：“这算不算数据？没进系统，光靠一张纸，怎么量化？”
“先算进去。”刘好仃说，“人说了，就是发生了。系统漏了，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事没发生。”
阿珍把分类结果导入表格，屏幕跳出一张散点图。刘好仃凑近看，点位分布杂乱，像被风吹散的芝麻。
“换个方式。”他说，“别看总数，看趋势。”
小林换了图表类型。三条折线缓缓爬出：一条是“协作可见度”，从交接留言频次统计而来，起始平缓，第五天开始上扬；一条是“反馈转化率”，指建议被采纳的比例，起点三成，最近一次听证会后跳到三十八；最后一条是“一线参与频次”，即主动提交问题卡的人数，起初个位数，现在稳定在十五人以上。
“敢说话的人多了。”老周盯着最后那条线，“但转化率还是卡在三十八。”
“不意外。”刘好仃说，“开口难，被回应更难。人不怕说，怕说了像扔井里。”
小林指着图表：“战略组那边催了三次，要标准报告模板。他们想套模型，算总分。”
“模型算得出来‘沉默突破’吗？”刘好仃反问，“算得出来谁是第一个写‘我能写条子吗’的人吗？”
小林摇头。
“那就别用模型压人。”刘好仃打开投影，调出第二场听证会的录音片段，“听这个。”
音响里传出周华健的歌声，两句《凡人歌》，没前奏，没后缀，戛然而止。
“这不是数据。”刘好仃说，“是信号。他们用唱歌告诉我们，他们在乎。”
会议室门被推开，战略组的小陈探头：“刘师傅，联席会提前了，十点半开始，您得准备ppt。”
“准备好了。”刘好仃关掉录音，“就用这三张图。”
十点二十八分，会议室坐满。南粤和本厂的技术、生产、数据、人力代表各坐一边，桌上摆着水杯、笔记本、手机支架。刘好仃把U盘插进电脑，投影亮起。
第一张图是“协作可见度”，曲线稳中有升。有人点头。
第二张是“反馈转化率”，停在38%的横线。底下开始有人翻文件，笔尖在纸上划拉。
第三张是“一线参与频次”，阶梯式上涨。刘好仃指着最后一个数据点：“这是昨天，十五人提交问题卡。比第一周翻了五倍。”
底下安静了几秒。
南粤车间的技术员小李站起来：“刘师傅，我有个问题。”
“说。”
“你们评的，是‘敢说的人数’，不是‘解决问题的数量’。”小李声音不急不缓，“我们一线最怕的不是提问题，是提了问题，最后变成‘你提了，所以你来改’。现在这图，是不是在鼓励大家多说话，而不是多干活？”
没人接话。
刘好仃没动，也没解释。他切换回上一张幻灯片，放大角落一处附注——“首次提交问题卡人数：7人”。
“这七个人里，”他说，“有一个写了‘我能写条子吗’，我们记下了。”
他打开手机相册，投出一张照片：一张被烧过的卡片残片，边缘焦黑，中间一行字依稀可辨。
“这张烧了，但名字没丢。”刘好仃说，“我们建了个新表，叫‘问题闭环追踪表’。不管建议采不采纳，三天内必须显示‘已接收’，进度公开。”
小李没坐下：“那要是三个月都没回音呢？”
“那就改机制。”刘好仃说，“不是改人。人愿意开口，是机制的胜利；人不敢再开，是机制的失败。”
会议室又静下来。有人低头记笔记，有人盯着屏幕，有人轻轻点头。
阿珍悄悄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战略组说要加权重，把‘人’的维度压回三分之一。”
刘好仃看完，没表态，只把纸条折好塞进口袋。
他重新调出那张趋势图，把“一线参与频次”单独放大，又在旁边加了个新标签：“沉默突破指数”。
“这个指数不计分。”他说，“不进总评，也不挂钩考核。但它会一直挂着，提醒我们——项目好不好，不光看流程顺不顺，更要看有没有人，从不敢说到敢说。”
小林在后排小声问：“那要是有人说完又不说了呢？”
“那就再等。”刘好仃说，“等他觉得安全了，自然会再开口。”
会议结束前五分钟，刘好仃关掉ppt，只留一张白底黑字的总结页：
“成果看得见，不足也真实。
进步在发生，但还没完成。”
散会时，南粤的小李走过来说：“下次听证会，我能来旁听吗？”
“当然。”刘好仃说，“还发卡片。”
那人点点头，走了。
下午两点，数据组重新跑了一遍模型。老周盯着屏幕，忽然“咦”了一声。
“怎么？”阿珍凑过来。
“你看这条记录。”老周指着一行数据，“昨天b线夜班，有人通过语音通道上报模具松动，系统自动标记为‘低优先级’，但三分钟后，同一问题被第二次上报，这次标了‘高危’。”
“谁报的第二次？”
“不知道。声纹不存，Ip不留。”
“但处理速度提上去了。”小林看着工单响应时间，“第一次上报，响应延迟四十一分钟；第二次，八分钟。”
“说明有人听见了。”刘好仃站在门口，“然后替他喊了一嗓子。”
阿珍笑了：“那算不算‘协作可见度’？”
“算。”刘好仃说，“而且是最硬的那种。”
他打开评估手册，翻到附录页，在“沉默突破指数”下面添了一行小字：“子项三：代为发声次数——每记录一次，记0.5点，仅作观察。”
小林看着新公式，嘀咕：“这玩意儿以后怎么标准化？”
“不标准化。”刘好仃合上本子，“有些事，能数清楚，有些事，只能看着。”
傍晚五点四十分，阿珍在茶水间撞见小李。他正往铁盒里投卡片，动作利落，没犹豫。
她没打招呼，只等他走后，打开盒子看了一眼。
卡片上写着：“上次我提的模具固定方案，有人在用了。我想知道，是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