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太祖皇帝为了避免后世之君穷兵黩武，制定了所谓的不征之国，因为太祖皇帝认为，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为了保证大明的长治久安，对于这些海外之地，太祖皇帝没有兴趣，太祖皇帝对于这些这些藩属的看法就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
太祖皇帝虽然雄才大略，提三尺之剑，起淮泗之间，一统六合，但是在坐稳江山之后，太祖皇帝对于用兵反而是非常之谨慎的，他认为国家用兵，犹如医生用药。开了大堆的药，目的是要治病，不能没什么病就吃吃药，那可要吃坏的!治国也如此，国家不太平，用兵来勘定祸乱。等天下太平了，只需整修甲兵．操练士卒，备作国防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应该要知道：用兵能消除祸乱，但也能招致祸乱，倘若恃富逞强，好大喜功，惹是生非，就会结怨挑衅，这不恰恰招惹了祸乱!正如医生乱开瞑眩之药，强迫无病之人服用，虽然不至于造成身体残疾或送命，但足以大伤元气!所以为国当政者应该常讲军事，但千万不能穷兵黩武!
所以太祖皇帝发布了对于这些海外蛮夷不予征讨的诏书，并且列为祖训，太祖皇帝在诏书中明确说道：“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在太祖皇帝看来，能够对大明构成威胁的就是草原上的蒙古人，所以大明主要的防范对象就是这些蒙古人，对于这些海外蛮夷，太祖皇帝认为他们对大明构不成什么大威胁，但是由于山海所隔，大明如果去征服他们，所要花费的钱粮是很多的，而往往又没有什么大的收获，所以太祖皇帝认为对于这些国家，不能予以征讨。
所以列出了所谓的不征之国，在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是有一些道理的，大明当时刚刚立国，北元对于大明仍然构成极大的威胁，大明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要放在怎么对付北虏上，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这些所谓的海外小国，所以只要他们能够承认大明的正朔，对于当时的大明朝廷来说，采取这种政策是合理的。
毕竟当时大明才刚刚建立，百姓需要安定的环境来恢复生产，但是到了现在，这些政策已经不再适合大明了，这点不仅仅朱载坖很清楚，在坐的重臣和太子他们也是很清楚这点的，现在蒙古对于大明的威胁相对降低，而且海上贸易对于大明的重要性也增加了，所以再奉行太祖的所谓不征的策略显然已经是不行了。
事实上朱载坖早就打破了所谓的不征的限制了，对于倭国的用兵就是很显然的例子，虽然朱载坖用了一个相对说的过去的理由绕开了太祖的祖训，但是这些办法显然对于朝廷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朝廷做事情，也讲究个名正言顺，朝廷又不是麻匪，总不能明抢吧？
而且太祖的祖训毕竟是摆在这里的，朱载坖也不能够完全视而不见，所以朱载坖一面宣布恢复成祖时的政策，下诏南洋等海外诸国：““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加强大明在南洋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于太祖皇帝的祖训也要做一定的修改。
朱载坖认为，除了有不征之外，也要有必征，也就是在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大明朝廷必须用兵，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大明朝廷只有不征在限制自己，却无法限制、管理这些藩属，显然对于大明的宗藩体系是不利的，按照太祖皇帝的本意是：“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但是这个为患毕竟比较模糊，无法判断到底哪些行为是为患中国，这点是朱载坖这次要明确的事情，朱载坖这次召集国务会议，就是要将内阁、军机处以及各部院重臣们一道，对于太祖皇帝的祖训加以解释完善，同时借由此事加强对于这些藩属的控制。
在朱载坖授意下，领班军机大臣徐渭在之前就拟定了必征诸条：第一，不顺王化，僭越谋逆者，必征；
第二，勾结匪类，为大明不利者，必征；
第三，阻塞商路，为害黎庶者，必征；
第四，私相战斗，不服王命者，必征；
第五，抗旨不遵，举兵抵抗者，必征；
徐渭列出了五种必征的情况，对于这五种情况，其实就是针对这些藩属有可能威胁到大明的三种情况，第一就是这些藩属和西夷等其他势力相勾结，有可能对大明构成威胁，第二就是藩属内部的政变等情况，或者藩属利用他们的特殊地理位置，截断商路，第三就是这些藩属之间的战争，影响到了商路的通畅等。
对于这些情况，大明都必须予以镇压，除了这五种必征的情形之外，军机处还拟定了十五种可征的情况，朱载坖命令将这些条款交付国务会议商量之后，由礼部颁行各藩属，让他们明白大明的底线和红线在哪里，只要触及大明的底线，大明就绝对会加以征讨。
这样就形成了不征、可征和必征的各种情形，加强对于宗藩体系的管理，明确大明作为宗主国和这些藩属之间各自的权力和义务，朱载坖认为不教而诛是不对的，但是现在大明已经明确说明了之后再犯，那就勿谓言之不预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