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对于大明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大明是要转变国防策略，建立其新的国防策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朱载坖要为大明建立其一套国防政策，大明要从之前的闭关自守到现在对外采取开放的态度，同时由于主要敌人的变化和国防态势的变化，大明也要作出相应的改变，这点是朱载坖要在这次国务会议上提出的主要观点。
对于朱载坖的这个观点，一些臣子们表示了支持，现在大明财政中的绝大部分现银都是和工商业以及贸易有关的，这点朱载坖是极为清楚的，这些重臣们也是极为清楚的，大明必须保护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保障朝廷的税收和百姓的生计，这点是最为重要的。
同时大明打开国门之后也发现了，西夷诸国的本土也多大面积，人口也尚且不足大明一省，但是他们可以到处掠夺，供养他们的本土，这才是西夷能够强大的关键，而且现在随着大明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仅仅依靠大明本土是无法消化这么多的商品的，所以贸易对于大明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朱载坖所划定的国防线是事关大明生死的最后底线，只要谁触及到了这个底线就要立即予以还击，同时在其他情况下也要将可以用兵的细则制定好，这点是朱载坖这次召开国务会议的重要议程，朱载坖很清楚的认识到，大明要改变用兵的规则了，之前大明的用兵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土，或者是镇压反叛，从永乐之后，主动对外用兵的情况并不多，但是从朱载坖即位以来，大明主动用兵的情况确实增加的很多，朱载坖也认为要为用兵制定出一些具体的标准。
虽然朱载坖本人能够控制住战事的规模，同时利用战事锻炼官军的战斗力，增强大明的国力，总的来说，朱载坖还是没有做过什么亏本买卖的，但是对于朱载坖来说，他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后代里面会不会出一个战争狂人，所以朱载坖也认为对于用兵，还是要制定出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为后世提供参考，什么情况下能够用兵，什么情况之下不能用兵。
朱载坖对他们说道：“兵者大事也，用兵在于庙算，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岂可不重？”
这点也得到了重臣们的支持，他们也担心大明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现在朱载坖主动提出来要对于用兵做出一些限制，臣子们自然是支持的，朱载坖认为，除了为了维护大明本土安全和切身利益要毫不犹豫的用兵之外，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也要考虑用兵，主要是为了争夺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保障对于大明贸易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等事项，在这种情况之下，经过仔细评估，认为付出代价不大的情况下是可以用兵的。
除此之外，就是为了保护大明的番邦属夷和外边之外的藩篱，大明也是可以考虑的出兵，但是这种出兵必须严肃讨论，不仅仅是要评估各种利害得失，同时还要对可能造成的最坏后果予以考虑，宗藩体系是必须要维护的，这些番邦属夷对于大明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大明可以通过这些番邦属夷，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从而维护和扩大大明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
这点确实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这种用兵必须要慎之又慎，朱载坖和重臣们都认为对于藩属的事情必须要慎重处置，第一个原因就是大明频繁干涉藩属事务的话，会引起这些藩属的恐慌的，所以如非必要，大明不应该去介入藩属的事务，第二个原因就是大明介入藩属事务也必须要考虑成本和回报的，不能够当冤大头，这点是非常之重要的，之前大明也曾经积极介入过这些藩属的事情，但是被朝臣们视为得不偿失，故而后来很多大明的官员都认为参与藩属的事务对于大明来说是劳民伤财的行为。
这点是要值得注意的，朱载坖认为大明之前已经部分重建了藩属体系，之后就是维护和扩张这套藩属体制，朱载坖认为大明的这套藩属体制，对于大明来说首先是要求藩属实体的军事防御职能的增强。藩属对于大明来说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保护大明的核心领土不受袭扰，这是大明构建藩属体系的初衷和目的。
在政治和军事上加强控制，重申洪武、永乐旧制：“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皆赴阙受职。”同时在经济上要予以拉拢，这种拉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构成的，第一就是减轻藩属国的朝贡负担，这点其实也是洪、永旧制：“宜申古诸侯之礼，三年一聘。贡物惟所产，毋过侈。”减轻藩属国朝贡的负担，另一个方面就是主动将这些藩属纳入大明的经济之中，帮助在藩属发展经济，围绕大明建立起依附于大明的经济体系。
如最典型的就是暹罗和占城，大明每年从两国购买大量的粮食，而这两国利用大明采购粮食所获取的银钱，从大明以优惠价格采购本国所必须的物资，这种互利互惠的事情对于大明和藩属来说都是有利的，同时可以使大明和这些藩属联系更加紧密。
大明负责保护这些藩属不受外敌入侵，同时调停藩属之间的各种矛盾，而藩属就要为大明充当边墙之外的藩篱，为大明官军的征战提供便利，这才是大明和这些藩属的权责划分，藩卫职能是藩属最重要的职能，同时对于这些藩属，要惩逆奖顺，加强大明对于这些藩属的控制。
作为宗主国，大明当然负有保护藩属的职能，但是大明绝对不是随意出兵了，藩属首先要对大明恭顺才行，否则的话天兵必加以诛戮，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各种利弊的考量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