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宗皇帝的大力整顿之下，参随冒功和参随制度本身都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在嘉靖初年，尤其是在大礼议结束之后，世宗皇帝得以掌权，颁布了一系列的诏令，严格限制参随，世宗皇帝要求禁止各处参随报功。自成化以后，权贵子弟便时常以报效之名冒名参随。嘉靖八年，朝廷颁布上谕：“镇守等官参随多冒夺军功，请自今须本官亲履行阵，方许参随报功。”严厉打击参随报功。
而嘉靖十年开始，全面裁革镇、巡参随，今后军中不许奏带。首辅张璁上疏称：“迩来各边镇、巡等官奏带人多，冒滥名器，阻坏边功，莫此为甚，乞痛加裁革。”世宗皇帝予以同意，下达诏命革除参随，可以说在嘉靖初年，经过杨廷和、世宗和张璁等人的纠正，参随的上官、名目被迫发生了一些变化。打击了军功冒滥的行为。
但是到了嘉靖末年，由于世宗的怠政，以及南倭北虏交相侵逼，朝廷不得不多次派遣总督、经略等大员出镇，这些带有钦差性质的专阃大员出镇，导致参随再度泛滥起来，因为大明的钦差制度并不完善，各处钦差出于公务需求，不得不使用参随。
钦差出于公务所需，不得不使用参随。征伐将帅、镇守官、钦差内官以及钦差文官，皆是钦差性质，而在本朝，钦差不论是否久任，永远是一种差官， 未有真正的公务下属。但是这些将帅镇守等，需要处理的事务又及其繁杂，分身乏术，以总兵为例，总兵出镇一方，位高权重，虽然有权节制都司卫所，但却没有专门的人员以佐助公务，而参随则可以帮助他们处理一些公务，在这种情况下，参随又得以死灰复燃。
朱载坖很清楚，参随之所以屡禁不止，还是有其原因的，从个人私心上来说，参随是一条社会流动和牟利的渠道，因而难以遏制。所谓牟利，一是参随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二是参随可以牟取权力、财物。参随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于权贵而言，参随是其后代、亲故授官升级的重要途径。为此，官员相互勾结，形成巨大的利益网络。在其庇护之下，参随急剧膨胀。对民众而言，成为参随，不仅意味着地位的提高，还能借此获功授官。参随是踏入武官集团的重要一环。
在本朝，权贵子弟成为武官，甚至世袭传家，大抵有两条路。一种是奏带参随，即乞授、恩荫、输粟——奏带参随——报捷、传升、乞升之路。这这条道路上，奏带参随不可缺少。文官子弟有大学士梁储之子梁次摅，初以输粟纳为锦衣卫冠带舍人。后奏带离京，冒广东十三村之功，升总旗。然后一路升百户，得世职。
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是武举出身，武举设立后，每三年就有一批参随，分派各边。嘉靖中叶以前，正千户、百户、镇抚、总旗皆在选派之内。但是后来一样成为了权贵子弟们的幸进之路。
究其原因，还是功名的巨大诱惑，还有就是科举的难度所致，本朝科举，还算是比较严格，科场舞弊之事，虽然存在，但是还是比较少见的，而且一旦被人所揭发，往往要遭到严厉惩处，而且科举之难，是世所公认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子弟就能够科场得以，徐阶探花出身，徐蟠在南直隶乡试之中作弊一样被弹劾，李春芳状元及第，他的儿子一样也不能再科举上有所成就。
而武官勋臣们也是如此，世职、爵位只有一个，家中的子弟却远不止一个，还有这些内侍太监们，他们大多出身于苦寒，等到发迹之后，往往过继子侄以延续香火，同时也想要荫蔽自己的亲属，但是这些太监们的家庭，一般都是极为贫穷的，不可能有什么读书人，而且在大明，一旦被打上了阉宦遗丑的标签，那是要被整个士林所摒弃的，所以他们的子侄亲朋也只有走武职这一条道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世宗皇帝能够一时抑制住这些参随，但是一旦有机会，官员互相请托，结党营私，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利益网络。成化时，监察御史胡深等人联名弹劾兵部尚书程信，称其督师四川，听嘱权豪之子弟多分首级以报功。
而且即便是马文升这样的名臣也不例外，庆阳之捷中，总兵官刘聚、都御史马文升乘机妄杀，饕冒功赏，还“互遣其子刘祥、马琇奏捷希宠”，这些事情在大明都已经是常态了，嘉靖三年大同兵变中，总兵官桂勇“斩首恶数人”，谁料，主兵之人竟“夺其功与奏带大珰弟侄”，官、武将、内官相互勾结，共同牟利。甚至权要之家“奏带参随以图侥幸”，已成朝中惯例。
所以之前张璁就说过：“大臣、谏官皆怀顾忌，莫肯尽言。”他在为自己列举的五种祸及全家的清弊行为，奏带冒功即其一也。张璁就曾经说过：“前者金献民等一将之功未成，假参随升官者几六十人。又如近者伍文定一将之命方下，托姓名奏带参随者余三十人，此皆内外权门子侄亲故之辈，臣拟票必欲一切革之，此何等觏怒也。”
同时边镇大将也被人所挟制，时人称之为债帅，武官欲升高位，皆要以重金行贿。劳堪就曾经说过这种情况：“臣闻一人求镇，必重赂于朝廷之权幸，然后得东涂西抹，至以万计。随地丰约，以为多寡。如广东必须十五万银，浙江则十万，臣福建亦不下八九万，此臣所知也。而京师小人，专在部门打听，举放官债。临行，债主同到任，所以一取十，少者累年不足，多者终任莫偿。”
将参随做成了生意，这也是大明朝的一道奇景了，对于这种情况，朱载坖久矣知之，现在终于腾出手来收拾这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