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世宗皇帝即位的时候，参随冗滥，已经到了不得不整顿的时候了，由于孝宗的所谓宽仁，和武宗对于边镇武将的过分放纵，等到世宗即位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参将就向武宗皇帝奏请携带数以百计的参随的情况，而正德十五年，虏入寇，总兵官张洪奉命出征，并带参随官军五百名，向太仆寺索要正、驼马七百五十匹，对朝廷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不仅仅如此，这些参随在军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破坏了朝廷军事指挥体系，由于这些所谓的参随是上官们的腹心，所以经常被委以统兵的重任，虽然这些参随并没有军职，大那是由于他们是上官的心腹，所以往往在军中权势极重，各级将校都要听命他们，朝廷的军官，反而要靠边站，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文官和太监们身上，出现的极为频繁，因为他们本身对于军务不熟悉，在军中也没有什么得力的部下，所以为了能够控制麾下的军队，他们普遍使用自己的参随来统兵，当然其中的一些人确实是有能力，也立下了军功，但是更多都是一些贪赃枉法之辈。
参随对于大明军事的破坏，最主意的就是冒滥军功和牟财窃权，这点是非常之重要的，时任左都御史的王廷相就曾经说过：“今之权贵之人，欲其子弟之贵也，或冒姓名于军籍，或假参随于边将，一遇有功之时，或夺军士之级，或啖军士以利，诈入册籍，即为己功。斯人也，不出京城，不持弓失，贵官大爵乃安而得之。”
由于大明武职之官必由军功除授的制度存在，使得很多勋臣和武将不能袭爵袭职的子弟，是没有官职的，虽然可以通过皇帝特旨荫官，但是这种概率是不大的，而参随不仅可以获功，还能“获功试署，遇例实授”，正是授官升级的最佳途径，为此，各权贵的子弟、亲故想尽办法奏带离京，去混军功和官职。
指望这些人去斩将擎旗显然是不现实的，他们的军功，多是从普通士卒手中弄来，有点良心的还会从士卒们手上买功，一些不要脸的，直接强夺士卒之功，对于朝廷的军功制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为勘报功次，文移往来，动经岁时，士卒们都不乐于上报拿赏，他们会选择将首级卖给权贵之家，以求换银两。
杨一清就曾经上疏陈述过这种情况：“臣观各边，自总旗而上利于得升。若军人升小旗，小旗升总旗，殊不以为意，虽冒死获功，有以数十两之银?之，则忻然而畀之矣，故斩获多系旗军，而升赏辄归官舍。买功、卖功之弊，虽有严禁，而卒莫能禁者。”
这点确实是大明从正统以来的弊病，各级官员甚至于内侍，出镇的时候都要携带大量的参随，而这些参随都是朝廷权贵的子弟，他们就是要通过军官，得授官职，这样就造成了真正在战阵之上忘死拼杀的士卒们没有得到军功，而这些参随们得以冒滥军功，窃据高位，这点对于大明的军事破坏是极大的。
同时还会导致官军军纪的败坏，由于官员太监们所携带的参随太多，军功斩获不够，这些参随们就会指使官军杀良冒功，弘治九年，两广官军征讨苗贼。由于师久无功，便抢杀良民为首级，或卖与随征官旗。随征者，皆权贵子弟，这种事情从正统之后就屡禁不止，到弘治、正德，已经是通行的办法了。
成化以后，甚至参随人员不履行阵，凭借自己的背景、关系，直接在报功之时篡改名籍，便能将他人之功揽为己有，方便至极。正德八年，朝廷一次性给宣府等处并功官舍郝彪等二百二十八人有差，正德十二年，武宗赏偏头关之功，有锦衣卫官舍殷铉等二十人既非奏带，坐处京师，乘时射利，攘夺他人之功以为已地。
杨廷和对此极为不满，曾经上疏予以陈奏：“权幸子弟以报效为请者，多窜名边镇。边人获功则守臣攘以与之，奏上辄沾赏典。或一日数处报功，皆有其名，而实未尝一履行阵，上下肆为欺罔，冒滥之弊有不可胜言者。冒功、并功、请乞无虚日。”
甚至在正德朝，导致需要填委的文书太多，兵部不得不别置一科，专管此事，其严重程度可见一斑。甚至到了后来，为了方便这些权贵子弟获取军功，地方有司任由贼人作大，不肯因时扑灭，好由朝廷派遣大军征讨，从中获取军功。
所以世宗皇帝一即位，就颁布诏书，对于这种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世宗皇帝在诏书中说道：“近年以来，两广变乱不断，多是地方有司放任不职，及至京军出征奏凯，军门受赏者则为皆不履行阵间子弟，报功者皆徒寄空名之权豪，而前日之民夫摧锋陷阵者，曾无分毫恩泽，失朝廷赏功之意也！先年京差赞画参随到彼，势焰薰灼，边人凛凛。总镇官既夺边军血战所得之首级以与之报功，卫所官又克边军忍死所待之粮银以为之宴赏，杀贼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为势要所夺。随不亲战斗，富室寄名边阃而虚报功级，此尤欺君欺天可诛可痛三也。所谓杀贼之人无一报功，报功之人无一见贼，兹言诚切中今日，法当从严！”
世宗皇帝对于这些参随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从即位伊始就下达诏书：“近年各处镇守、协守、分守、守备等官违例奏带人众，到于地方科敛财物，夺占功次。所在不才官员因而乘机指一科十，贪利成风，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诏书到日，例外奏带人员即便各回原卫、原籍，闲住当差，违者严惩不贷！”
同时清理军功，正德元年以来以参随获军功者，一律予以革除，除原祖职役照旧，其余尽行除革，敢有受财隐避不革及抗违妄奏者，俱问发边卫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