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保存计划”一经启动，整个“朝阳系”最核心、最隐秘的力量便如同精密的齿轮般，开始高速且无声地运转起来。林朝阳深知，时间就是生命，必须在对手的下一波清算到来之前，完成这场关乎未来的战略大转移。
首要任务，是筛选人员。这并非简单的名单罗列，而是一次痛苦却必要的抉择。在周秉文院长的协助下，林朝阳亲自把关，依据两个核心标准：一是研究方向的战略重要性（如半导体材料与工艺、基础软件架构、光刻技术原理探索等），二是个人的忠诚度与心理承受能力。他们要带走的，必须是真正不可替代的核心骨干，是即便在最恶劣环境下，依然能保持信念、继续钻研的真“火种”。
名单最终确定，只有不到原研究院三分之一的人数，但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某个细分领域的关键知识积累。通知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以最隐晦的方式逐一传达的。接到通知的人，有的沉默点头，有的眼眶湿润，有的则激动地握紧拳头，他们都明白，这既是机遇，更是沉重的责任，意味着要暂时告别家人，奔赴未知且艰苦的环境。
转移通道的建立，考验着林朝阳多年布局的底蕴。他动用了两条完全独立的秘密线路。
第一条，通往西南大三线深处。借着国家仍在持续进行三线建设调整巩固的时机，林朝阳通过李云龙等老关系，以“支援三线军工配套技术研发”的名义，将一部分研究军工相关技术（如精密仪器、特殊材料）的专家及其家属，混入正式支援队伍的列车和卡车队中。张建国亲自挑选了最可靠的安保人员，伪装成工人或技术人员随行护卫。路线迂回曲折，沿途有预先安排好的接应点，确保万无一失。
第二条，则更为隐秘和冒险，目的地是香港。林朝阳利用与霍氏集团等港商稳固的贸易关系，将另一部分专注于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与国际前沿接轨较快领域（如早期集成电路设计、计算机理论）的专家，伪装成贸易公司的技术顾问或商务代表，跟随定期往来于津港或沪港的货轮出发。韩春明负责这条线，他利用多年在码头、货运行积累的人脉，打点好了每一个环节，确保人员和贴身携带的微缩胶卷、核心手稿等关键资料，能安全藏匿在货舱夹层或集装箱暗格中，避开一切检查。
最棘手的，是家属的安置。“一人走，全家忧”，若不解决后顾之忧，即便人转移了，心也难安。林朝阳下了死命令：**尽全力，务必让核心人员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一同转移。**
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转移的难度和风险。但对于前往西南三线的，家属随行相对容易安排，统一纳入“支援建设家属”名单。而对于前往香港的，则困难重重。林朝阳不惜动用重金，通过香港的合作方提前办理探亲、留学等各类手续，或利用特殊通道，将家属分批、分途径送往香港。过程中，充满了与时间赛跑的惊险，也有不得不与年幼子女暂时分离的骨肉之痛，但在林朝阳团队周密的安排和成员们高度的信任与配合下，大部分核心人员的家属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随行承诺。
转移行动在几个夜晚密集进行。没有欢送，没有告别，只有黑暗中匆匆的身影和压抑的呼吸声。
在北京城郊一个废弃的货运站台上，这是前往西南路线的一个秘密集结点。寒风吹拂着破损的篷布，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几辆覆盖着帆布的军用卡车间歇性地吞吐着人影。林朝阳穿着深色的棉大衣，领子竖起，站在月台的阴影里，亲自为第一批出发的人员送行。
他逐一与这些即将远行的国士握手，用力地摇晃着，低声嘱咐：“保重身体，到了那边，一切都会安排好的。研究不急于一时，先适应环境。”
这时，一位年约五旬、头发已显花白的半导体材料专家，陈景澜教授，在登上卡车踏板前，停下了脚步。他转过身，扶了扶厚厚的眼镜，在昏暗的光线下寻找着林朝阳的身影。
他看到了阴影中的林朝阳，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整理了一下自己有些旧但却干净的中山装，然后面向林朝阳，深深地、几乎是九十度地，鞠了一躬。
这个动作，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庄重。
直起身时，陈教授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执拗和不容置疑的坚定：
“林先生，士为知己者死。”
他顿了顿，目光透过镜片，灼灼地望向林朝阳，仿佛在立下誓言：
“我们一定把研究继续下去！绝不负你所托！”
说完，他不再停留，转身利落地爬上了卡车，帆布帘落下，隔绝了内外的世界。
林朝阳站在原地，望着那几辆载着国家未来科技火种的卡车，如同沉默的巨兽，缓缓驶入更深的黑暗，朝着西南方向而去。寒风卷起地上的尘土，打在脸上，生疼。但他心中却因陈教授那句“士为知己者死”而滚烫。
他知道，这些看似文弱的知识分子，体内蕴藏着这个民族最坚韧不拔的力量。只要火种不灭，希望就永远存在。这场战略大转移，转移的不仅是人和资料，更是一个关于强国梦的不灭信念。
远方的地平线上，启明星正闪烁着微光。长夜虽未尽，但前行之路，已然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