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成都平原,本应是万物复苏、农事渐起的时节,然而自宋军入城后,这片“天府之国”却并未迎来预想中的平静。王全斌虽明令约束军纪,但北伐以来长期征战积累的疲惫与压抑,加之灭蜀大功告成的骄矜之气,使得部分中下层将领和士卒渐渐放松了警惕,心底那点对战利品的渴望,如同野火般在军中悄然蔓延。
起初,还只是零星的小规模骚扰,强买强卖,或是借搜查逆党之名,闯入富户家中顺手牵羊。主持大局的王全斌、崔彦进等人忙于接收府库、安抚降官、稳定大局,对这些“细枝末节”难免有所疏漏,甚至在某些将领的默许或纵容下,变本加厉。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一支奉命前往成都以北、汉州一带接收城池、征调粮草的宋军部队身上。这支队伍的将领本就军纪松弛,士卒更是鱼龙混杂。他们进入汉州地界后,不再满足于官方征调,而是肆无忌惮地纵兵抢掠。富户的仓库被打开,粮食布帛被强行运走;平民百姓家中稍有值钱之物,亦难幸免,若有反抗,轻则拳打脚踢,重则刀剑相向。一时间,汉州境内哭嚎遍野,烽烟四起,昔日相对安宁的州县,瞬间化为人间地狱。
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蜀中各地。原本就对北方征服者心存疑虑、惊惧未定的蜀地军民,此刻那压抑的恐惧瞬间转化为了冲天的怒火。“宋狗要绝我蜀人之生路!”类似的言论在乡野市井间疯狂传播。归降的蜀军旧部,本就被解散安置,心中本就憋闷,闻此暴行,更是群情激愤,暗中串联。那些原本因大势已去而暂时蛰伏的蜀地武林人士、地方豪强,也找到了重新举起刀剑的理由——保乡卫土,驱逐暴宋!
在这股汹涌的暗流中,一个原本并不十分显眼的名字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全师雄。他原是后蜀文州刺史,算是一方镇将,后蜀灭亡时顺势归降,被宋廷授为眉州刺史(遥领),并未掌握实权,与其部属暂驻于成都附近的彭州。全师雄在蜀军旧部中素有威望,为人也较有血性。当汉州惨状和宋军四处劫掠的消息传来,尤其是听闻自己的旧部也有受辱遭劫者,他再也无法坐视。
“朝廷既已受降,何以纵兵行此禽兽之事?岂非要逼反我蜀中数十万军民耶!”全师雄在营中拍案而起,怒发冲冠。他麾下的将领士卒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请战。
动乱,首先从彭州爆发。一群被宋军劫掠、死里逃生的百姓逃至彭州,向全师雄哭诉遭遇,更有激进的蜀军旧部直接袭击了当地一支小股宋军巡逻队。事态迅速失控。全师雄见群情汹涌,知事已不可挽回,加之自身亦对宋军暴行愤慨不已,遂顺势而起,打出“抗宋保蜀”的旗号,自称“兴蜀大王”,迅速召集旧部,并传檄四方。
檄文如同投入滚油的火星,瞬间点燃了整个蜀中盆地。长期以来积累的对宋军的不满、对故国的怀念、对生存的渴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各地州县,归降的蜀军纷纷倒戈,杀死宋军委派的官员和留守的小部队;地方豪强率领家丁乡勇占据城池坞堡;甚至许多寻常百姓,也拿起锄头棍棒,加入反抗的队伍。叛乱如同燎原之火,从彭州、汉州迅速蔓延至绵州、剑州、阆州乃至更广阔的区域,一度连成都府周边也出现了叛军活动的踪迹。
原本已经臣服的后蜀故地,顷刻间陷入了巨大的动荡之中。许多刚刚被宋军接收的城池得而复失,通往北方的粮道和联络线被切断,王全斌等人一下子从胜利的征服者,变成了被困在成都等几座孤城中的困守之军,形势急转直下。
全师雄整合各方反抗力量,势力迅速膨胀,号称拥兵十余万。他指挥叛军围攻重要州府,伏击宋军粮草辎重队,给立足未稳的宋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和伤亡。蜀道艰难,消息传递缓慢,等到汴梁的赵匡胤得知蜀中叛乱的消息时,局势已然糜烂。
这场因宋军军纪败坏而直接引发的全师雄叛乱,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志得意满的北宋君臣脸上。它深刻地警示着,军事上的征服固然重要,但若不能有效安抚新附之地的人心,不能严格约束胜利之师的纪律,那么再辉煌的胜利,也可能在转眼之间化为泡影。平定后蜀的战争看似结束了,但另一场更加棘手、更加考验统治者智慧和耐心的平定叛乱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曾经富庶安宁的蜀中大地,再次被战火与血泪所浸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