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的时间，在哈夫克总部这座庞大的战争机器中，不过是齿轮转动几周的长度。
但对于悄然蔓延的“革新派”理念而言，这一个月却如同投入肥沃土壤的菌丝，以近乎恐怖的速度在冰层下无声扩张。
数据层面的侵蚀最为直观。
“特调组”每周的简报依旧专业、克制，但附录的技术细节和数据分析模型，开始被技术委员会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工程师私下研究、讨论甚至借鉴。
佐娅和麦晓雯的名字，在某些小圈子里成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代名词。
一个原本被德穆兰总监以“资源效益比不足”为由搁置的分布式传感器网络优化提案，被其项目组负责人修改后，直接引用了“特调组”在“静默警戒网”中使用的几种高效数据压缩和低功耗传输算法，重新提交后竟获得了通过。
德穆兰注意到了这种引用。
她在一次内部技术评审会上，面无表情地指出了该提案与“特调组”工作的“思路相似性”，并要求说明来源。
项目负责人坦然承认受到了启发，并展示了改进之处。
德穆兰沉默了几秒，最终只是说：“技术思路的传播效率，超出了常规流程的预期。”
她没有否定，这本身就被许多人解读为一种默许。
于是，更多“受‘特调组’工作启发”的边角提案，开始试探性地出现在各部门的待审清单里。
人，才是浪潮的核心。
刘杰在应邀前往“特调组”工作区进行那次“技术交流”后，整个人仿佛被投入了一个全新的引力场。
那里没有等级森严的座位排序，佐娅和麦晓雯会直接和他围在屏幕前讨论信号特征。
王宇昊手下的一个行动队员，在听他描述当晚环境细节时，会立刻调出总部地下结构图，指出三个他之前忽略的、可能影响信号传播的隐蔽夹层。
秦毅只在开始时出现了一下，简单问候后便将交流完全交给专业人员，离开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刘副科长，感谢你为安全做出的努力。有任何新发现，随时可以联系这里。”
这种被重视、被平等对待、且能立刻看到自己提供的信息被专业团队消化并转化为具体行动参考的感觉，对刘杰而言是前所未有的。
他回到保卫科，看着桌上那份再次被批注“简化”的报告，第一次感到的不是憋闷，而是一种清晰的认知：这里重视的“核心风险点”，与“特调组”追求的“全面防御与主动发现”，存在根本性的理念差异。效率不等于简化，安全更需要深度。
他开始更仔细地梳理过往的巡查记录，将其中所有含糊的、未深入追究的异常点。
轻微的门禁日志时间差、监控画面中难以解释的光影闪烁、特定区域偶尔不稳定的温度读数他都会默默记录下来。
他不再试图将这些写成会被疾风科长驳回的冗长报告，而是将其分类整理，匿名上传到了“特调组”扩大的数据共享池中。
他成了“特调组”在保卫科内部一个沉默而高效的“传感器”。
刘杰不是个例。
情报分析部那个曾被佐娅邀请参与会议的中层分析员，发现自己后续提交的几份关于边境地区异常通讯模式的报告，在按旧流程上交后依然石沉大海。
他犹豫再三，通过内部加密邮件，将报告的精华部分和原始数据切片，直接发给了佐娅。
四十八小时后，他收到了“特调组”根据他提供的数据，调整后的两个监测点坐标建议，以及一句：“分析切入点很有价值，已采纳。如有关联新发现，盼继续交流。”
后勤运输调度中心的一名调度主管，在协调一批“特调组”申请的高灵敏度声波传感器运输时，发现常规运输线路的保密等级和防护措施，可能无法完全杜绝途中被窥探的风险。
他没有按照僵化条例选择“标准安全线路”，而是根据自己对线路和人员可靠性的了解，设计了一条更迂回但更隐蔽的路线，并附上详细的风险评估，直接发给了“特调组”的后勤对接人。
路线被采纳，运输顺利完成，无任何意外。
此事并未公开，但在这名主管的小圈子内流传开来，被视为一次“用专业判断超越死板规定”的成功案例。
这些散布在各个部门的个体，并未集体宣誓效忠秦毅，甚至很多人从未与他直接交谈。
他们被吸引和连接的，是“特调组”所展示的 “专业得到尊重、行动产生实效、信息可以直通” 的工作模式。
他们在各自岗位上遭遇的挫败感，在“特调组”这里找到了一个宣泄和验证的出口。
他们开始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专业输出，并尝试绕过僵化的中间环节，将有价值的信息直接输送到那个看起来“能用上”的地方。
一种基于专业能力和解决问题导向的横向信任网络，开始在哈夫克垂直森严的官僚体系内部悄然编织。
它的节点是分散的，连接是脆弱的、非正式的，大多依赖加密通讯和偶尔的私下交流。
但它真实存在，并且在缓慢增殖。
理念的病毒式传播，往往伴随着旧体系的过敏反应。
菲尔德董事的办公桌上，关于“特调组”及关联影响的报告越来越厚。
最初是零星接触，现在已开始出现小规模的“理念认同”迹象。
更让他不安的是，一些原本需要经过他资源调配委员会审批的、数额不大的专项物资申请或人员借调请求，开始有部门尝试引用“特调组快速响应模式”作为先例，要求简化流程或临时授权。
“他们在挖墙脚，用最低的成本。”菲尔德的副手忧心忡忡地说，“不是挖人，是挖‘心气’，挖‘做事的方法’。长此以往，各部门都学着绕过我们，自己搞‘高效协同’，那资源调配的核心权威在哪里？”
菲尔德眼神冰冷。他不再等待两个月的期限。
他开始动用影响力：在接下来的资源分配季度会议上，他提出了“规范临时性机构资源使用，防止预算外沉淀和权限滥用”的提案，要求对所有类似“特调组”的临时小组进行更严格的财务审计和效能追踪，并将审批权限进一步上收。
同时，他暗示“某些新晋部门”可能存在“过度收集内部信息，模糊工作边界”的问题，需要全球安全总监办公室予以关注。
德穆兰收到了菲尔德的非正式“提醒”。她调阅了“特调组”所有的数据访问日志。
日志显示，“特调组”的数据调用严格遵守授权范围，且大量信息流入来自非正式的、加密的匿名来源。
这正是刘杰等人的贡献。
她看到了那种自下而上的、充满活力的信息涌动模式，也看到了其背后隐含的对旧有信息流通体制的“ bypass”。
这确实带来了新的风险，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丰度和反应速度。
她在一次面向雅各布的单独汇报中，客观陈述了这些观察，没有倾向性结论，但提到了“新型跨部门协作模式正在自发形成，其效率与风险并存，且已开始对现有管理流程产生事实上的影响。”
雅各布听完，只是若有所思地用指尖敲了敲桌面。“一个月了，‘特调组’的实质进展如何？”
“根据简报，他们成功预测并记录到了两次微弱的、符合‘第三方’特征的能量信号波动，地点均在模型预测的高概率区域内。”
“王宇昊的行动队在其中一处发现了新的、非标准材料残留，正在分析。此外，他们整合内部匿名线索，发现了四处总部及周边区域之前未被注意到的微弱信号异常点，已加强监控。暂无直接接触或突破性发现，但追踪网络在有效收紧。”
“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事，而且方法似乎有效。”雅各布缓缓道，“至于那些‘自发形成’的模式……哈夫克需要效率，也需要控制。秦毅打开了一扇门，涌进来的不只是新鲜空气，也可能有灰尘。菲尔德担心他的权威，你担心失控的风险。而我只关心，这扇门最终通向的，是更强的哈夫克，还是更散的哈夫克。”
他看向德穆兰：“继续监督。在‘特调组’期限到达前，只要不违反核心安全条例，不对主要战线造成干扰，允许他们以这种方式运行。我要看到，这种‘静默的浪潮’，到底能产生多大能量，又能被引导向何方。”
就这样，一个月的时间，“革新派”以秦毅未曾预料、甚至未曾直接推动的方式，实现了“恐怖”的成长。
它没有旗帜，没有名册，却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和“实践者”。
它像一种工作哲学病毒，依靠解决实际问题的吸引力和对旧弊病的天然反感，在哈夫克的肌体中默默复制、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