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宗年间，白鹿洞书院的讲台上，朱熹与陆九渊就诸葛亮北伐是否明智展开激烈辩论。朱熹认为武侯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守臣节，陆九渊则反驳空耗国力，非智者所为。这场争论，只是千年来蜀汉人物评价争议的一个缩影。从刘备的是否伪善，到诸葛亮的是否失当，从姜维的是否迂腐，到谯周的是否合理，蜀汉人物的身后名，始终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反复重塑，成为映照时代价值观的一面镜子。
一、刘备：与的双面镜像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却也隐晦提及他机权干略，不逮魏武。这种矛盾的评价，为后世对刘备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推崇者视其为仁德之君。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盛赞刘备携民渡江的举动古今未有；元代《三国志平话》将刘备塑造成遇困不夺民财，逢难不害无辜的理想君主；《三国演义》更是通过摔阿斗白帝城托孤等情节，强化其形象。在这些叙事中，刘备的是乱世中的一抹亮色，代表着人们对的向往。
质疑者则揭露其本质。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直指刘备夺刘璋益州背信弃义；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尖锐：刘备之德，流于伪者也，认为其不过是笼络人心的手段。近代学者吕思勉也在《三国史话》中提出，刘备携民渡江实则是以百姓为盾牌，质疑其动机不纯。
这种争议的根源，在于刘备身上集中了与的冲突。作为中山靖王之后，他需要的招牌来凝聚人心；作为乱世中的竞争者，他又不得不使用来争夺地盘。后世对他的评价，实则是人们在道德理想政治现实之间的价值选择——推崇其者，更看重乱世中的道德坚守；揭露其者，更强调政治斗争的残酷本质。
二、诸葛亮：从到的形象升格
诸葛亮的形象演变，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圣人化过程。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他的评价尚算客观：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而到了唐代，杜甫已称其大名垂宇宙；宋代朱熹更是将其与并列，赞为三代以下第一人。
这种升格的背后，是不同时代的精神需求。东晋偏安，需要诸葛亮的精神来激励恢复中原；唐代强调，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成了臣子的典范；宋代程朱理学兴起，推崇道德完人，诸葛亮淡泊明志的修养与科教严明的治术完美契合了这一标准。
但质疑的声音从未消失。西晋张俨在《默记》中就批评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虽肯定其，却也指出亮之北伐，似亦失计。近代学者郭沫若更是在《替曹操翻案》中，直指诸葛亮连年北伐，导致蜀地疲弊，是蜀汉灭亡的间接推手。
这些争议的核心，在于对理想主义的不同理解。推崇者认为，诸葛亮的价值不在于北伐是否成功，而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乱世中的道义灯塔；质疑者则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他的执着加速了蜀汉的灭亡，违背了的初衷。诸葛亮的身后名，本质上是理想精神实用理性的永恒辩论。
三、姜维：与的两极评价
姜维是蜀汉人物中争议最大的一位。陈寿评价他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几乎全盘否定；而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却引《晋阳秋》称其蜀亡，维死节，世以为忠。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贯穿了后世对他的讨论。
肯定者赞其孤忠可嘉。东晋孙盛在《蜀世谱》中，称姜维九伐中原，志继武侯，虽败犹荣；南宋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将姜维与为张睢阳齿的张巡并列，视为的代表；近代蔡东藩在《后汉演义》中，更是感叹姜维之忠，上可对武侯，下可对蜀民。在这些评价中，姜维的被视为对理想的坚守，其假降复国的壮举更是悲情英雄的典范。
否定者则斥其穷兵黩武。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批评姜维屡兴兵戈，竭民之力，蜀之亡，维实为之；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直指姜维以其私志，败国殄民，认为他的北伐完全出于的私心；现代历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姜维的北伐是把蜀国闹得疲惫不堪，是蜀汉灭亡的直接原因。
姜维的争议，折射出人们对与关系的不同理解。肯定者更看重其——无论成败，他始终坚守兴复汉室的信念；否定者更关注其——他的执着最终加速了国家的灭亡。这种争议提醒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究竟应还是？这个问题，至今仍无标准答案。
四、刘禅：标签下的复杂面相
刘禅的乐不思蜀，让他成了的代名词。陈寿评价他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虽留有余地，却也定下了的基调。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诗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将刘禅与孙皓并列，视为亡国之君的典型。
但近年来，对刘禅的声音渐起。有学者指出，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能维持蜀汉三十年稳定，说明其并非完全昏庸；他的乐不思蜀或许是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在乱世中保全了家族性命；甚至有观点认为，他的投降避免了成都屠戮爱民的一面。
这种争议的本质，是对亡国之君评价标准的反思。传统史观强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刘禅的投降必然是；而现代视角更关注民生福祉，认为其投降减少了战争伤亡，有一定合理性。刘禅的身后名，成了不同历史观碰撞的焦点。
五、谯周：与的道德困境
谯周因力主投降，成了蜀汉人物中最受诟病的一位。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痛骂他盗主降贼，罪不容诛；清代乾隆帝更是将其斥为蜀汉罪人，下令将其牌位从乡贤祠中移除。在传统伦理中，谯周的无疑是卖主求荣的背叛。
但也有学者为其辩护。西晋陈寿虽未明言，却在《三国志》中记载谯周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暗示其并非贪慕富贵之辈；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认为谯周的选择是保民而非卖国；现代学者田余庆更是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将谯周的劝降置于益州士族与蜀汉政权矛盾的背景下分析，认为其行为有地方利益的考量。
谯周的争议，触及了传统伦理的一个核心困境：当与发生冲突时，士大夫应如何选择？推崇者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谯周的选择保全了蜀地百姓，符合思想；反对者则坚持君辱臣死，认为其行为违背了伦理。这种困境，至今仍在考验着人们的道德判断。
六、历史评价的流动性：时代价值观的映照
蜀汉人物的评价之所以争议不休，根本原因在于历史评价的流动性——它始终随着时代价值观的变化而调整。
在忠君思想主导的时代，刘谌的必然被推崇，谯周的必然被批判；在实用主义盛行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肯定刘禅投降保民的选择，质疑诸葛亮、姜维北伐空耗国力；而在理想主义抬头的年代，诸葛亮、姜维的又会被重新称颂，视为精神标杆。
这种流动性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历史的生命力所在。每个时代都在重新解读历史，本质上是在为自己的价值选择寻找历史依据。蜀汉人物的争议，恰是这种生命力的体现——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能穿越千年仍被讨论，正因为其中蕴含的忠义与变通理想与现实君权与民本等命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困惑。
南宋白鹿洞书院的辩论终会结束，但关于蜀汉人物的讨论永远不会停止。刘备的是否可信，诸葛亮的是否明智，姜维的是否值得，刘禅的是否被夸大，谯周的是否合理……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能让我们在争论中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理解人性，理解不同时代的价值追求。
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评说。而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蜀汉人物的身后名，就像一面不断被擦拭的镜子，既照见了历史的真实，也映出了每个时代的模样。这或许就是历史的魅力——它从不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却永远在启发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