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五丈原的星落不仅带走了诸葛亮的生命，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位以“鞠躬尽瘁”重塑蜀汉的丞相，生前虽为政权铺设了“兴复汉室”的轨道，却未能解决最关键的问题——如何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治理能力有效传递给继承者。蒋琬的保守、费祎的妥协、姜维的激进、刘禅的昏庸……一代代继承者在权力交替中偏离了诸葛亮的治理轨道，最终使蜀汉从“励精图治”滑向“全面崩坏”。这种“继承者困境”并非简单的人才凋零，而是制度设计缺陷、权力平衡失控与政治生态恶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直接导致了蜀汉治理体系的断裂，成为灭亡的深层推力。
一、从“指定传承”到“派系博弈”：权力交接机制的失效
诸葛亮对继承者的选择，始终围绕“延续治蜀路线”展开。早在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他在《出师表》中便向刘禅推荐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贞良死节之臣”，暗含培养之意；晚年病重时，更是明确向刘禅举荐蒋琬“可继己任”，随后又推荐费祎作为蒋琬的继承者。这种“指定传承”模式，在诸葛亮的权威背书下得以启动，确保了权力交接的初步稳定——蒋琬于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任尚书令，次年升大将军，全面接管政务，未引发大规模权力动荡。
但这种“个人指定”的传承模式缺乏制度保障，其有效性高度依赖继承者的个人素质与政治共识。蒋琬虽“方整有威重”，却缺乏诸葛亮的战略魄力与权威。他试图改变诸葛亮“以祁山为基地”的北伐路线，提出“乘水东下袭魏兴、上庸”的新方案，却因群臣反对而搁置，最终陷入“欲进不能，欲守不安”的保守困境。更关键的是，蒋琬未能建立新的权力平衡——诸葛亮时期“丞相府-尚书台-军方”的三角架构，在他手中逐渐向“大将军府集权”倾斜，导致尚书台与军方的离心，为后期的派系斗争埋下隐患。
费祎的执政进一步暴露了传承机制的脆弱。他以“宽济”着称，却在平衡各方势力时过度妥协，对姜维的北伐诉求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彻底反对”的模糊态度，每次仅“与兵不过万人”，既消耗了军力，又未能达成战略目标。更严重的是，费祎对宦官势力的崛起缺乏警惕——陈祗在他任内从黄门侍郎升至尚书令，与黄皓暗中勾结，逐渐渗透权力核心，而费祎以“人才难得”为由未加遏制。这种“和稀泥”的治理方式，使得权力传承从“理念延续”蜕变为“利益分赃”，派系博弈取代了政策共识。
至姜维与诸葛瞻时期，权力传承彻底沦为派系对抗。姜维作为诸葛亮北伐路线的“激进继承者”，却因“凉州背景”在荆州集团中缺乏根基，不得不依赖刘禅的信任强行推进北伐，与主张“保境安民”的诸葛瞻、董厥集团形成尖锐对立。双方的斗争从政策分歧升级为权力倾轧——诸葛瞻联合黄皓试图剥夺姜维军权，姜维则以“沓中屯田”为名避祸，导致军事指挥体系瘫痪。当邓艾奇袭阴平时，蜀汉的权力核心正陷入“内斗”而非“御敌”，这种传承链条的断裂，直接敲响了灭亡的警钟。
诸葛亮设计的“指定传承”，本质上是“人治”模式的延伸，它未能形成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机制（如类似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或后世的“嫡长子继承制”），使得每一次权力交替都伴随着风险。当继承者的理念与能力不足以维系政权平衡时，治理体系的崩塌便不可避免。
二、从“理念延续”到“路线迷失”：治国方略的代际偏离
诸葛亮的治国方略以“兴复汉室为目标、依法治蜀为手段、联吴抗魏为策略”构成有机整体，三者相互支撑，形成稳定的治理框架。继承者的首要使命，本应是在这一框架内根据时势调整策略，而非偏离甚至颠覆整体路线。但从蒋琬到姜维，蜀汉的治国方略却在代际传承中逐渐迷失，最终走向自我否定。
蒋琬的“保守转向”打破了“兴复汉室”与“现实治理”的平衡。诸葛亮时期，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凝聚人心的精神旗帜，其“量力而行”的节奏（五年三次大规模北伐）既保持了战略压力，又未过度消耗国力。蒋琬却将“保境安民”置于“兴复汉室”之上，执政十二年（公元235—246年）间仅组织两次小规模军事行动，且均以“试探”而非“进取”为目的。这种“战略收缩”虽短期减轻了民力负担，却削弱了“兴复汉室”的号召力，使益州士民的“偏安心态”逐渐滋生，为后期的“主降论”埋下伏笔。
费祎的“妥协路线”瓦解了“依法治蜀”的制度根基。诸葛亮的“法治”核心是“赏罚分明、不避亲疏”，既严惩李严等权贵，也提拔王平、张裔等寒门。费祎却以“宽宥”为名弱化法治，对官员的贪腐、懈怠行为“既往不咎”——如庲降都督马忠在南中“多所诛求”，费祎仅“训诫而已”；尚书令吕乂“用人不公”，费祎也“置之不问”。这种“宽而失度”的治理，使得诸葛亮时期的《蜀科》逐渐形同虚设，官僚队伍的纪律性与执行力大幅下降，“政令不出成都”的现象日益普遍。
姜维的“激进冒进”则彻底背离了“联吴抗魏”的基本策略。诸葛亮时期，北伐始终与“联吴”紧密配合（如建兴七年联合孙权攻魏），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姜维的“九伐中原”却几乎完全脱离与东吴的协同，甚至在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北伐时未通报东吴，导致东吴在荆州“增兵防备”而非“策应”。这种“单打独斗”不仅让蜀汉独自承受曹魏的军事压力，更恶化了吴蜀同盟，使蜀汉在危急时刻失去了潜在援军。
更致命的是，继承者们未能根据国力变化调整方略。诸葛亮时期，蜀汉经过“南中平定”与“休养生息”，国力处于上升期，具备北伐的物质基础；而蒋琬、费祎时期，曹魏已完成关中防线重建，蜀汉的相对优势逐渐丧失，此时应转向“积蓄国力、等待时机”；但姜维却在“民穷兵疲”的背景下强行维持“年年北伐”，最终“兵困民疲，府库空竭”，使治国方略从“以攻为守”异化为“自取灭亡”。
治国方略的代际偏离，本质上是继承者对诸葛亮政治遗产的“选择性继承”——蒋琬继承了“稳健”却丢弃了“进取”，费祎继承了“宽和”却丢弃了“严明”，姜维继承了“北伐”却丢弃了“务实”。当完整的治理框架被拆解为碎片化的策略，蜀汉的发展自然陷入混乱。
三、从“君臣相得”到“内外相疑”：政治信任的全面瓦解
诸葛亮与刘禅的“君臣关系”，虽存在“相父与幼主”的特殊张力，却以“信任”为底色——刘禅放权于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则以“鞠躬尽瘁”回报，这种信任维系了政权的稳定。但后期的君臣关系却在权力斗争中逐渐异化，从“相得”走向“相疑”，最终演变为“内外隔绝”的政治危机。
蒋琬、费祎时期，“君臣相疑”的种子开始萌发。刘禅亲政后（约公元238年），对“相权过重”产生警惕，试图通过提拔宦官与外戚制衡大臣。费祎虽为顾命大臣，却多次遭到刘禅的“隐性制约”——如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费祎主张在汉中增兵，刘禅却以“民力不足”为由否决，转而支持陈祗“修缮宫室”的提议。这种“君权与臣权”的暗中角力，使得政策推行“瞻前顾后”，错失了多次调整战略的机会。
黄皓专权标志着“政治信任”的彻底崩塌。董允在世时，尚能“正色匡主，数责黄皓”，遏制宦官干政；董允死后，陈祗“与皓相表里”，使黄皓得以“操弄威柄”。刘禅对黄皓的信任远超大臣，甚至在姜维上书“请诛黄皓”时反问：“皓乃小臣，何足介意？”这种“信奸佞而疑忠良”的态度，导致朝堂分裂为“附皓派”与“反皓派”——诸葛瞻、董厥等“荆州旧臣”为自保不得不与黄皓妥协，姜维等“北伐派”则被迫“避祸沓中”，政治生态的恶化让“君臣同心”成为奢望。
更严重的是，“内外相疑”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姜维作为军事统帅，却因“宦官构陷”不敢返回成都，只能在沓中遥控前线；镇守汉中的胡济，因与姜维“私怨”在关键战役中“失期不至”；江油守将马邈，在邓艾兵临城下时“疑朝廷已降”而不战自溃。当军队将领与朝廷、将领与将领之间失去基本信任，其战斗力便在“猜忌与观望”中瓦解，这也是蜀汉在军事上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
诸葛亮曾在《出师表》中告诫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不幸一语成谶。后期的蜀汉，正是在“亲小人、远贤臣”的恶性循环中，彻底摧毁了政治信任的基石。当君臣相疑、文武相忌、内外相离，这个政权便失去了抵御危机的凝聚力，只能在“各怀私心”中走向覆灭。
从权力传承机制的失效，到治国方略的代际偏离，再到政治信任的全面瓦解，蜀汉的“继承者困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依赖“强人”维系的政权，若不能解决“继承者问题”，其繁荣与稳定终将是昙花一现。诸葛亮以超凡的能力为蜀汉搭建了治理框架，但他未能将个人能力转化为制度韧性，未能让继承者理解“稳健与进取”“法治与宽和”“信任与制衡”的平衡之道。
当最后一任继承者刘禅在洛阳上演“乐不思蜀”的闹剧时，蜀汉的灭亡已不仅是一个政权的终结，更是一场“传承失败”的历史悲剧。它留给后世的警示在于：政权的延续，从来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理念的传承、制度的完善与信任的维系——三者缺一，再辉煌的基业也会在继承者的手中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