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下“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誓言时，成都街头的百姓闻讯“皆相庆贺，愿献粮助军”；而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当姜维在沓中最后一次高呼“北伐中原”时，蜀军士兵却“面有怨色，多有逃亡”。短短三十余年间，同一句口号从“凝聚人心的旗帜”沦为“无人响应的空谈”，背后折射的是蜀汉政权“复汉”理想与现实治理的深刻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消解了“汉室正统”的叙事根基，更引发了统治合法性的全面危机——当士民不再相信政权所宣称的理想，当“复汉”的口号无法掩盖现实的困境，这个政权便失去了存在的精神依据，其灭亡不过是合法性危机总爆发的最终结果。
一、“复汉”理想的工具化：从信念凝聚到权力博弈的异化
蜀汉的“复汉”理想，最初是刘备集团在乱世中崛起的精神旗帜。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将自己的军事行动定义为“诛除国贼、恢复汉室”，这在东汉王朝刚覆灭、士民“思汉”情绪浓厚的背景下，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入蜀时，益州士人“多有归降者”，正是出于对“复汉”理想的认同；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诸葛亮率百官劝进时称“曹丕篡弑，湮灭汉室，主上应天顺人，绍嗣汉统”，更是将“复汉”与政权合法性直接绑定。
诸葛亮时期，“复汉”理想通过制度化的实践得到强化，成为凝聚各方力量的精神纽带。他不仅在军事上以“北伐”践行理想，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构建“汉制”的镜像——官制沿用汉朝三公九卿体系，法律参照《汉律》制定《蜀科》，祭祀以汉高祖、汉武帝为对象，甚至连官员的服饰、朝堂的礼仪都刻意模仿东汉。这种“全方位复汉”的努力，让士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汉室延续”的真实性，如广汉郡民李邈曾言：“丞相治蜀，虽居偏地，犹见汉风。”
然而，“复汉”理想在后期逐渐被工具化，沦为权力博弈的符号。蒋琬、费祎主政时，因北伐屡屡失利，开始弱化“复汉”的军事色彩，转而强调“保境安民”，但为维持统治合法性，仍需保留“复汉”的口号。这种“言行不一”让理想开始褪色——当官员在朝堂上高谈“兴复汉室”，私下却忙着兼并土地、聚敛财富时，士民对理想的信任便打了折扣。延熙年间，益州名士张翼曾上书批评：“今朝堂所言，皆为‘复汉’之虚辞，所行皆为自利之实，民已不信。”
至姜维与黄皓对峙时期，“复汉”理想彻底沦为派系斗争的工具。姜维以“继承诸葛遗志、坚持北伐”为旗号，巩固自身军权，即便“民困兵疲”仍不罢手，使“复汉”成为“穷兵黩武”的代名词；黄皓则以“休养生息、暂缓北伐”为名，拉拢反对姜维的势力，却将资源用于宫廷享乐，让“复汉”的虚伪性暴露无遗。当理想被剥离了精神内核，只剩下权力博弈的外壳时，其凝聚人心的功能便完全丧失，士民对“复汉”的态度从“热切期盼”转为“冷漠嘲讽”。
二、现实治理的溃败：理想承诺与民生困境的尖锐对立
“复汉”理想的说服力，不仅在于口号的号召力，更在于能否兑现“汉室”所代表的“仁政”承诺。诸葛亮时期通过“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治理，让益州士民看到了“汉家治世”的影子——田租稳定在“什一之税”，徭役征发“不违农时”，吏治清明“官吏无敢贪腐”，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让“复汉”获得了坚实的民生基础。
但蜀汉后期的现实治理，却与“仁政”承诺形成尖锐对立，彻底摧毁了“复汉”理想的民生根基。农业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诸葛瞻、陈祗等权贵“广占良田，役使佃客数千”，而普通农户“无立锥之地”，不得不承受“什三之税”加“额外军粮”的双重盘剥，许多人“弃田逃亡，入山为寇”。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景耀年间的蜀郡，“饿殍遍野，民有菜色”，这种景象与诸葛亮时期“仓廪实，百姓安”形成鲜明对比，让士民质疑：这就是“复汉”应有的样子吗？
手工业与商业的衰退，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困境。蜀锦作为“蜀中之宝”，本是百姓重要的收入来源，却被官府强行收归军用，“织工皆为军户，成品尽入军库”，民间织户“无以为生”；货币贬值更让百姓财富化为乌有，“米价一斛万钱，布一匹千钱”，许多家庭“易子而食”。当“复汉”的理想承诺撞上“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士民的心理落差转化为对政权的失望——正如南中夷人在叛乱时所喊：“蜀汉复汉，不如曹魏安民！”
吏治的腐败则让“汉家清议”的传统荡然无存。东汉以“清议”品评官员德行，是“汉室”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而蜀汉后期，黄皓等宦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员晋升“不问德行，只看行贿多少”，如巴郡太守杨宗“贪污军饷百万，却因赂皓而得升迁”。这种“吏治崩坏”的现实，与“复汉”所宣称的“澄清吏治”形成强烈反差，益州士人王崇在《蜀论》中痛斥：“今之蜀政，甚于汉末桓灵，复汉何益？”
理想承诺与现实治理的断裂，让“复汉”从“希望”变成了“谎言”。当士民发现，这个以“汉室”自居的政权，既不能带来安定的生活，又不能保障基本的公正，其对“复汉”的认同便彻底瓦解。绵竹之战前，诸葛瞻曾试图以“汉祚未绝”激励士兵，却得到“若汉祚真未绝，何以使我等饥寒交迫”的反问，这一问，道尽了理想崩塌后的人心离散。
三、正统认同的转移：从“蜀汉即汉”到“魏承汉统”的认知嬗变
“复汉”理想的核心是争夺“正统性”，即宣称“蜀汉是汉朝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刘备称帝时，这一宣称因“曹丕篡汉”的背景而具有一定说服力；诸葛亮北伐时，通过“王业不偏安”的行动强化了这一认知。但随着时间推移与现实治理的溃败，士民对“正统”的认同逐渐从“蜀汉”转向“曹魏”，最终完成“魏承汉统”的认知嬗变，这是蜀汉统治合法性危机的终极表现。
时间的流逝是正统认同转移的天然催化剂。“曹丕篡汉”在公元220年是“新鲜的国耻”，士民对“汉室”的情感记忆强烈；但到公元260年，四十年已经过去，新一代士民“生于魏世，长于魏时”，对“汉朝”的记忆模糊，对“曹魏”的统治逐渐习惯。正如谯周在《仇国论》中所言：“久习魏治，忘汉旧矣。”当“复汉”的情感基础随着代际更替而弱化，其正统性宣称便失去了群众基础。
曹魏的“正统化策略”则加速了认同转移。曹丕称帝时，通过“禅让”仪式包装篡汉行为，宣称“汉祚已尽，魏承天命”；魏明帝时期，又通过祭祀汉朝皇帝、修复洛阳宫室等方式，塑造“魏为汉继”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曹魏的治理相对稳定——中原地区在“九品中正制”下获得士族支持，经济恢复“农田日辟，仓廪渐实”，这种“现实的稳定”比蜀汉“空洞的理想”更能吸引士民认同。连益州士人都不得不承认：“魏虽篡汉，然治下尚安；蜀虽称汉，然民不聊生。”
蜀汉自身的“正统性悖论”也使其难以自圆其说。一方面，它宣称“汉贼不两立”，将曹魏视为“篡逆”；另一方面，却与同样“非汉”的东吴结盟，这种“战略妥协”在士民看来是“正统性的自我否定”。尤其是孙权称帝时，蜀汉为维持同盟而“遣使称贺”，承认其“吴帝”身份，这一行为让“蜀汉即汉”的宣称大打折扣——如果“汉室”是唯一正统，为何要承认“吴帝”的合法性？这种逻辑矛盾，成为士民质疑其正统性的重要依据。
当邓艾兵临成都时，“魏承汉统”的认知已成为主流。谯周在劝降时说：“魏已据有中原，民归已久，此乃天命所归，非人力可违。”这句话得到多数大臣认同，甚至连刘禅也“默然从之”，可见蜀汉的正统性认同已彻底崩塌。从“蜀汉即汉”到“魏承汉统”的认知嬗变，标志着蜀汉统治合法性的完全丧失——当被统治者不再相信统治者的“正统”宣称，这个政权的灭亡便只是时间问题。
蜀汉“复汉”理想的解构与统治合法性危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治规律：任何政权的合法性，都不能仅靠历史叙事或血缘标榜，而必须建立在“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之上。当理想被工具化、现实治理溃败、正统认同转移，合法性的根基便会被彻底掏空。诸葛亮用“鞠躬尽瘁”的实践短暂维系了这种统一，而他的继承者却让理想与现实渐行渐远，最终使“复汉”从旗帜沦为空谈。
蜀汉的灭亡，不仅是军事、经济的失败，更是一场合法性建构的彻底破产。它留给后世的警示在于：政权的存续，终究要靠“做什么”而非“说什么”；民众的认同，永远基于“现实的获得感”而非“历史的怀旧感”。当一个政权失去了兑现理想的能力，其合法性的崩塌便只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