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州跪在散落的账册堆里，指尖划过“景耀三年秋粮税”几个模糊的字迹，纸页边缘的霉斑像溃烂的伤口。苏临州蹲在他对面，手里捏着半块啃剩的麦饼，饼渣簌簌落在记录着“益州农户缴粮量”的竹简上——那些刻痕深得像是用刀剜出来的，每一笔都写着“斛”，却在角落用更小的字标着“折半入库”。
“你看这里。”沈砚州的声音带着纸灰的沙哑，他指着其中一片竹简，“明明登记着‘蜀郡农户缴上等米三千斛’，可对应的入库记录却是‘一千五百斛’，另一个账本上写着‘转赠荆州军眷’。”他又翻出一片，“巴郡的粟米，账面上‘损耗三成’，但我们昨天去粮仓看，那些‘损耗’的粟米正被装船运去江陵，船主的名字是李将军的表亲。”
苏临州把麦饼往嘴里塞了塞，含糊不清地说：“上个月去南中巡查，见那些夷人部落缴的贡赋更离谱。朝廷规定‘每部落岁贡箭竹百捆’，可地方官却逼着他们多缴五十捆，说‘给京城贵人做箭杆用’，结果我在黑市上看见，那些箭竹被切成段当柴火卖，因为运到京城的运费比箭竹本身还贵。”
窗外的雨敲打着窗棂，像在数着那些被偷换的粮、被克扣的赋。沈砚州忽然想起年初去涪陵督查盐税，盐场的老卒拽着他的袖子哭：“我们煮盐的海水里都快掺进眼泪了！官老爷说‘盐价翻倍，一半充军饷’，可上个月军饷里的盐，比沙子还少。”老卒褪下补丁摞补丁的袖子，胳膊上全是熬盐时烫出的燎泡，“这些疤能作证，我们没偷工减料啊。”
“不止粮和盐。”苏临州从怀里掏出一卷布帛，展开时能看见上面用朱砂画的圈，“这是各郡的人口册，你看犍为郡，登记的‘丁口三千’，可实际能征调的壮丁不足一千——不是逃了，是官府为了多领赈灾粮，虚报了人口。去年水灾，朝廷拨的救济粮全被官老爷分了，灾民只能去山里挖野菜，饿死的人比淹死的还多。”
沈砚州想起那些在粮仓外哭泣的农户，他们手里的陶碗比脸还干净，碗底的裂痕像极了地图上的蜀地边界。“还记得那个给我们带路的老叟吗？他说‘先帝在时，缴粮后官府会返还三成当种子’，现在呢？”他捡起一块被虫蛀的木牌，上面“劝农桑”三个字只剩残笔，“现在缴粮时连口袋都要刮三遍，种子？能留点口粮就谢天谢地了。”
雨势渐大，打湿了窗台上的铜爵，爵底刻着的“汉”字被雨水泡得发胀。苏临州忽然起身，走到墙边摘下那幅挂了多年的《蜀地舆图》，图上用金线标着的驿道早已被泥石流冲断，却还在账册上记着“畅通无阻”。“你发现没有，”他的声音透过雨幕传来，“我们查的从来都不是‘税’，是‘人心’。粮税被偷换，是因为有人觉得‘蜀地的粮就该给荆州人吃’；人口被虚报，是因为有人觉得‘死几个益州人不算什么’；盐价翻倍，是因为有人觉得‘他们天生就该受穷’。”
沈砚州低头看着账册上的“益州”二字，那两个字被虫蛀得只剩轮廓，像个空洞的笑。他想起景耀元年，自己刚到户部任职，尚书令费祎握着他的手说：“蜀地的税，是百姓把心掰成碎块缴上来的，你得把它们拼回去，不能让人心散了。”可现在，他手里的账册像一堆碎玻璃，每一片都扎着“不公”的尖刺。
“上个月，永安的守将送来军报，说‘吴军压境’，请求增兵。”苏临州的声音带着疲惫，“可国库的粮秣早就被‘转赠’得差不多了，只能让士兵们‘先以野菜充饥’。那些士兵里，七成是益州人，他们笑着说‘没事，我们挖野菜比吴军厉害’，可我在他们眼里看见了和粮仓外老农一样的光——不是不怕饿，是还念着‘这是我们的蜀地’。”
雨停时，天边透出一点鱼肚白。沈砚州把那些账册捆成一摞，最上面放着那片刻着“折半入库”的竹简。“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灭亡’，”他轻声说，“就像一棵树，根被虫蛀空了，风一吹就倒，人们只看见树倒了，没看见那些虫子从一开始就在啃，从税册上的一笔一划，到官老爷的一句‘益州人耐饿’。”
苏临州望着窗外刚冒头的朝阳，朝阳把远处的城墙染成金色，可墙根的裂缝里还积着雨水，倒映着破碎的天。“那些逃走的农户、饿死的灾民、笑着挖野菜的士兵，他们不是‘刁民’，也不是‘傻子’，他们只是在等一句‘公平’。等不到，心就冷了，心冷了，再坚固的城，也守不住。”
沈砚州把账册扛在肩上，竹简硌得肩膀生疼，像扛着整个蜀地的重量。“走吧，去把这些交给丞相。”他说，“或许他早就知道了，只是需要有人把这些碎掉的心，一片片捡起来给他看。”
苏临州跟上他的脚步，脚下的水洼里，朝阳碎成了星星点点，像那些被辜负的信任，明明灭灭，最终还是沉进了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