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力结构的先天缺陷：“荆州核心”与“益州边缘”的永恒张力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朝堂之上已有一道无形的裂痕。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当年劝进表的署名名单里，前五十位几乎全是荆州、徐州旧部（如诸葛亮、关羽、张飞），益州本土士族仅占两席。这种“外来者掌权”的权力结构，从立国之初就埋下了“非融合”的隐患。
刘备入蜀前，益州由刘璋父子统治二十余年，本土士族（如张、李、赵等大族）已形成稳固的利益网络。刘备集团以“外来征服者”身份取而代之，虽沿用了部分益州官员（如董和、黄权），却始终将核心权力（军权、行政权）牢牢抓在荆州派手中。诸葛亮执政时期，虽提出“亲理细事，汗流终日”的勤政姿态，却在人事布局上延续了这一传统：北伐大军的统帅（诸葛亮、姜维）、中枢重臣（蒋琬、费祎）均为荆州派或降将，益州士族最高仅能担任郡守、县令等地方职务，难以触及核心决策层。
这种结构的致命性，在和平时期表现为“治理效能损耗”。益州士族熟悉本地风土人情，却因“边缘化”而缺乏施政积极性；荆州派虽掌控全局，却对蜀地复杂的宗族关系、经济特点了解有限，导致政策时常“水土不服”。例如，诸葛亮推行的“严刑峻法”，虽旨在整顿刘璋时期的“宽纵之弊”，却因未考虑益州士族的利益诉求，引发“刑法峻急，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三国志·蜀书·伊籍传》注引）的反弹。
到了后期，这种张力演变为“集体沉默”。当邓艾偷渡阴平，成都城内的益州士族集体选择“不抵抗”，谯周的“降魏论”能迅速被接受，本质上是本土势力对“外来政权”的长期不满的总爆发。正如《华阳国志》所载：“蜀士大夫多怨，故周之言易入。”权力结构的先天失衡，让蜀汉从“内部凝聚力”上就输了一筹。
二、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军事优先”下的民生凋敝
蜀汉的经济，从一开始就带着“战时经济”的基因。刘备夺取益州后，为支撑对魏、吴的战争，迅速建立起“以军养军”的模式：将盐铁专营（设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蜀锦贸易（“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作为主要财源，同时推行“增调赋税”“募兵充军”等政策，优先保障军事需求。
诸葛亮时期，这种模式达到顶峰。据《三国志·后主传》，建兴五年（227年）至十二年（234年）的七年间，诸葛亮五次北伐，年均军费消耗占国库收入的60%以上。为维持开支，蜀汉将“口算”（人头税）从东汉的“每人每年20钱”增至“每人每年50钱”，“户调”（家庭税）从“绢2匹、棉2斤”增至“绢3匹、棉3斤”。成都平原的良田，大量被改为“军屯”（如渭水沿岸的“十二围”），农民被编入“士家”制度，世代承担兵役和徭役，导致“民有菜色，野有饿殍”（《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姜维时期，经济模式的弊端彻底爆发。他“九伐中原”（253—262年）的频率远超诸葛亮，且多在粮食欠收之年强行出兵。为筹集军饷，蜀汉朝廷甚至推行“铸大钱”：一枚“直百五铢”（重12克）强制兑换百姓手中100枚五铢钱（总重约300克），通过货币贬值掠夺民间财富。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导致物价飞涨——“米价一石值万钱”（《晋书·食货志》），百姓“弃业流亡，户口锐减”。据《续汉书·郡国志》对比，蜀汉灭亡时（263年）的户数（28万户）仅为刘备入蜀时（214年，约50万户）的56%，人口衰减近半，经济基础已近崩溃。
经济的不可持续，让蜀汉陷入“战争越多→民生越差→兵力越弱”的恶性循环。当邓艾兵临城下时，百姓“不愿为蜀战”，本质上是对“军事优先”模式的彻底抛弃。
三、战略决策的路径依赖：从“以攻代守”到“战略绑架”
诸葛亮提出的“以攻代守”，本是基于蜀汉国力的无奈选择——国土面积仅为曹魏的1\/5，人口不足曹魏的1\/4，若被动防御，只会坐以待毙。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北伐时，蜀军“兵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证明这一战略在初期有效：通过主动出击，既能打乱曹魏部署，又能争取凉州、关中的民心，为蜀汉争取生存空间。
但到了姜维时期，这一战略异化为“为北伐而北伐”的路径依赖。姜维作为降将，急于通过北伐证明忠诚，却忽视了蜀汉国力的实际承载力。他的“九伐中原”，多在“粮不继、兵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发动，如延熙十九年（256年）段谷之战，蜀军因“粮道被断”惨败，“士卒星散，死者甚众”，连蜀汉内部都批评其“玩众黩旅，明断不周”（《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更致命的是，后期的北伐完全偏离了“以攻代守”的初衷。诸葛亮时期的北伐，注重“稳扎稳打”（如先夺祁山、再图关中），且与“南中治理”“内政整顿”同步推进；姜维的北伐则变成“孤军突进”，既不巩固占领区，也不考虑后勤，甚至在朝廷反对时“率部出沓中”，导致汉中防线空虚——这直接给了钟会、邓艾“乘虚而入”的机会。
战略决策的僵化，本质是“经验主义”对现实的背离。当曹魏已通过“高平陵之变”完成权力交接、国力持续上升时，蜀汉仍执着于“北伐神话”，最终被战略惯性拖入深渊。
四、人才体系的自我封闭：“荆州派垄断”与“本土人才凋零”
蜀汉的人才困境，从“五虎上将”到后期“廖化作先锋”的演变中可见一斑。刘备时期，虽以荆州派为核心，但仍能吸纳益州人才（如黄权、李严）、降将（如马超、黄忠），形成“多元互补”的人才结构。诸葛亮执政初期，也注重“举贤任能”，提拔了张裔（益州人）、杨洪（益州人）等本土官员，甚至为培养接班人，安排蒋琬（荆州）、费祎（荆州）与董允（益州）“共录尚书事”，试图平衡派系。
但到了蒋琬、费祎之后，人才体系彻底封闭。荆州派后代（如诸葛瞻、董厥）凭借“父辈荫庇”垄断高位，他们“生于安乐，不谙军事”，却对益州本土人才（如罗宪、霍弋）处处打压。据《华阳国志》记载，益州士族子弟“三十不仕”成为常态，即便进入官场，也多被安排“冗散之职”，难以参与核心决策。
这种封闭性，导致蜀汉后期“人才断层”：军事上，能独当一面的仅剩姜维（降将）；行政上，缺乏像诸葛亮那样“总揽全局”的重臣；外交上，连出使东吴的使者都找不到合适人选。当钟会大军压境时，蜀汉朝廷竟“无将可派”，只能让诸葛瞻（缺乏实战经验）率军迎敌，最终在绵竹惨败——人才凋零，让蜀汉失去了最后的抵抗能力。
五、意识形态的失效：“汉统叙事”与现实民生的割裂
刘备称帝时，以“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宣称“承续汉祚”，这在东汉末年“人心思汉”的背景下，确实能凝聚部分人心。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高呼“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将北伐与“汉统延续”绑定，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号召力。
但到了蜀汉后期，“汉统叙事”已严重脱离现实。从时间上看，曹魏代汉已近三十年（220—263年），新一代百姓对“汉朝”的记忆模糊，“兴复汉室”对他们而言，远不如“减轻赋税”“安稳度日”重要。从实效上看，蜀汉的“汉统”并未带来民生改善——如前所述，赋税沉重、徭役繁重，反而让百姓“思魏之治”。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邓艾入蜀后发现“蜀民苦其役调，多有降意”，可见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已让位于现实利益的考量。
更讽刺的是，蜀汉后期的“汉统叙事”变得僵化而排外。当东吴提议“两国结盟，共抗曹魏”时，蜀汉大臣以“吴非汉统，不可平起平坐”为由拒绝；当益州士族建议“与魏议和，休养生息”时，被斥为“背叛汉祚”。这种“为汉统而汉统”的偏执，让蜀汉失去了外交空间，也失去了内部改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