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艾的士兵踩着成都的晨露进城时，蜀汉的灭亡已不是军事失败的偶然，而是权力结构从根须开始的系统性溃烂。这个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政权，最终没能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而溃烂的根源，藏在权力运行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
一、“家天下”的反噬：从“共治”到“独断”的权力异化
刘备临终前的“白帝城托孤”，曾构建过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诸葛亮以“相父”身份开府治事，刘禅以“君主”身份名义掌舵，看似“君臣共治”，实则是乱世中“能力优先”的权宜之计。但这种平衡的脆弱性在于：它依赖双方的“道德自觉”，而非制度约束。
诸葛亮在世时，靠“鞠躬尽瘁”的自律维持着平衡，他的《出师表》与其说是陈情，不如说是对权力边界的自我设限——“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这句劝诫藏着他的底线：君权不可滥用。可当这种“自律”遇上刘禅的“惰性”，平衡便成了失衡的起点。
刘禅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回“开府权”。蒋琬、费祎等继任者虽位高权重，却再也没享过诸葛亮“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权限，连调兵五十人都要“奏请陛下裁决”。更致命的是“内朝干政”——刘禅让宦官黄皓“典掌机密”，用近侍取代外朝大臣，形成“奏折先过黄皓，再到陛下”的畸形流程。尚书令樊建想弹劾黄皓，竟被刘禅一句“皓乃小臣，何足介意”挡回。
权力一旦失去制衡，就会变成吞噬一切的黑洞。黄皓为固宠，勾结外戚、拉拢将领，甚至篡改军情——姜维奏报“钟会在关中练兵”，黄皓却改成“魏兵畏蜀，不敢来犯”，让刘禅错过了最后的备战时机。这种“皇帝纵容下的权力私有化”，让蜀汉的决策系统成了“私人游乐场”，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二、“派系固化”的死结：从“能者上”到“圈子内”的人才窒息
蜀汉初年的活力，来自“不问出身”的用人逻辑：诸葛亮提拔王平（士卒出身）、张裔（益州土着）、马忠（南中人），连降将姜维都能从牙门将一路升到大将军。那时的朝堂上，荆州派（如蒋琬）、益州派（如张裔）、降将派（如姜维）虽有摩擦，却能在“兴复汉室”的大旗下协作——能力是硬通货，派系只是背景。
但这种生态在费祎遇刺后急转直下。以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董厥为代表的“勋贵集团”开始垄断权力，他们打着“继承武侯遗志”的旗号，实则排挤“非圈子内”的人才。姜维作为“降将”，虽有战功却始终被猜忌，他想在沓中屯田避祸，都被诸葛瞻以“耗费军粮”驳回；益州派更惨，张裔的儿子张毣明明政绩卓着，却因“非荆州旧部”，终身只做到县令。
最可怕的是“人才断层”。蜀汉后期的尚书郎、中郎将，多是“父死子继”的勋贵子弟，这些人“骑马射猎尚可，运筹帷幄无能”。邓艾偷渡阴平时，镇守江油的马邈，正是靠父亲马岱的荫庇才当上守将，他面对魏军时的第一反应不是抵抗，而是“吾家世受汉恩，然力不能敌”——这种“无能却占位”的状态，早已掏空了蜀汉的人才根基。
三、“资源错配”的恶性循环：从“养兵”到“养腐”的财政崩塌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财政，虽不富裕却算健康：靠“盐铁专营”和“南中贡赋”支撑北伐，百姓赋税“岁入亩四升”，不算轻也不算重。但到了后期，财政逻辑完全变了——不再为“兴复汉室”服务，而是为“权力集团”服务。
黄皓和诸葛瞻的亲信控制了“盐铁司”，将原本充公的盐铁收益纳入私囊，导致军费锐减；益州士族被排挤后，不再缴纳“自愿贡赋”，南中各郡也趁机“少缴三成”，财政缺口越来越大。为填窟窿，蜀汉推出“算缗钱”——向百姓征收“财产税”，连家里的鸡犬都要计税，民间怨声载道。
更荒唐的是“军费挪用”。姜维北伐需要的粮草，被黄皓挪用去修建“显阳宫”（刘禅的新宫殿）；士兵冬衣短缺，宦官们却穿着蜀锦做的棉袄。到后期，连禁军都要靠“经商贩盐”自筹粮饷，这种“挖军事墙角填私人欲壑”的操作，让蜀汉的“枪杆子”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当邓艾兵临城下时，成都的府库里其实还藏着“米四十万斛，金银各二千斤”——这些本可以用来犒军的资源，全成了勋贵们的“战利品”，直到刘禅投降才被魏军缴获。
四、“信仰破产”的最后一击：从“精神图腾”到“自欺欺人”
蜀汉最核心的崩塌，是“兴复汉室”信仰的彻底破产。这种信仰曾是粘合剂：让荆州人愿意离乡北伐，让益州人暂时放下地域隔阂，让士兵愿意“裹尸马革”。但当现实反复抽打这个信仰，连最虔诚的信徒都会动摇。
姜维的“九伐中原”本是想延续信仰，却因频繁征战变成“信仰消耗”——士兵们从“愿随将军复长安”，变成“又要打仗了，家里的地谁种”；百姓从“武侯在世时打仗是为了不打仗”，变成“这仗打不完了，不如降了安稳”。
而刘禅的“乐不思蜀”，成了压垮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司马昭问“颇思蜀否”，他那句“此间乐，不思蜀”，不仅是个人的昏庸，更是对“兴复汉室”的全盘否定——连皇帝都不在乎“汉室”了，谁还会为这个空壳子卖命？
成都城破那天，有老兵在城墙下哭骂：“先帝当年说‘汉贼不两立’，如今贼还在，汉没了！”这种信仰崩塌后的绝望，比任何刀枪都更能瓦解抵抗意志。
结语：权力失控的必然后果
蜀汉的灭亡，从来不是“姜维北伐耗空国力”或“刘禅昏庸”这么简单。它是一个典型的“权力异化”样本：当权力失去制衡，派系就会固化；当派系固化，人才就会窒息；当人才滞缺，资源就会错配；当资源错配，信仰就会崩塌。环环相扣，步步走向绝境。
后世总爱感慨“如果诸葛亮多活二十年”，但历史没有如果。就算诸葛亮在世，也难敌“权力熵增”的铁律——没有永远清明的权力，只有不断被监督、被约束的权力。蜀汉用灭亡证明：任何政权，若不能把“初心”装进制度的笼子，最终都会被失控的权力反噬，从内部烂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