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的初夏，博济医学堂的礼堂内，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与往年不同的是，台下观礼席中，除了惯例的师长、家属，还坐着许多神情格外专注的年轻女子——那是女子部低年级的学生们。而台上，即将接过毕业证书和医师资格证明的，是博济女子部第五届毕业生，也是陈婉如作为导师完整带出的第一届学生。
她们共二十三人，整齐地站成两排，身着统一的深色学生装，头戴方帽，帽穗垂在肩侧。面容虽仍带着些许青涩，但眼神已然褪去了四年前初入芝兰斋时的懵懂与忐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历过严格训练和临床考验后的沉静与自信。她们中，有人将选择留在上海，进入各西医院或尝试开辟新的天地；也有人，心中怀揣着更为远大的抱负，或将走向更广阔的、充满未知与挑战的远方。
陈婉如作为女子部的导师代表，坐在师长席的第一排。她静静地看着台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中涌动着复杂难言的情绪。欣慰、自豪、期许，还有一丝淡淡的不舍。四年间，她亲眼看着这些女孩如何在“首先是一名医者”的训诫下，咬牙啃下艰深的解剖、生理、病理，如何克服最初面对标本和手术时的恐惧，如何在临床见习中从笨拙到熟练，又如何在她和周小玉、露西等人的带领下，深入理解中西医结合的精髓，参与预防宣教，体会身心同治的重要。
她们不再是需要时时呵护的幼苗，而是已然枝干初成、准备迎接风雨的树木。而树木的生长，注定不会局限于一隅。
典礼结束后的茶话会上，毕业生们围着陈婉如和其他师长，气氛热烈又带着离愁。陈婉如与她们一一交谈，询问着各自的打算。
“陈老师，我决定留在上海，已经通过了红十字会医院的考试，下个月就去报到。”说话的是班长陆文茵，成绩优异，操作精准，颇有当年周小玉的风范。
“好，红十字会医院外科实力强，你去了要多学多问，尤其注意无菌操作规范。”陈婉如点头。
“老师，我和淑华商量好了，我们俩一起回她的老家宁波，在她家舅舅开的那个新式诊所里，设一个专门的‘女科’诊室。”圆脸的何秀兰拉着身边文静的赵淑华，眼中闪着兴奋的光，“那边虽然不如上海，但听说很多妇人看病很不方便，尤其是不好意思找男医生。我们想去试试。”
陈婉如眼睛一亮，握住她们的手：“好！因地制宜，正是我们‘女科’精神所在。记住，初期一定要求稳，明确诊断界限，多与当地西医同行沟通，遇到疑难及时写信回来商量。”
另一边，气质沉稳的沈慧君低声对陈婉如说：“老师，我家里……托了些关系，帮我争取到了去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一步进修妇产科的名额。可能秋天就要动身。”
协和！那是中国西医教育的顶尖殿堂。陈婉如由衷地为她高兴：“协和纪律严明，学术前沿，是深造的好地方。到了那里，虚心学习，但也别忘了咱们的根底，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不同的思路。”
更多学生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去向：有的进入本市的妇孺医院，有的打算去南京、杭州等地的教会医院，也有的还在几个选择间徘徊。
这时，一个身材娇小、面容坚毅的女生挤到陈婉如面前，她是来自安徽乡下的林秋月。她似乎鼓足了勇气，声音不大却清晰地说：“陈老师，我……我想回家乡去。”
周围稍微安静了一些。林秋月的家乡，是皖南一个颇为闭塞的山区县。
“秋月，回家乡是好事。可有具体的打算？”陈婉如温和地问。
林秋月深吸一口气，眼神坚定：“老师，我们那里，莫说女医生，就是正经的男郎中也没几个。妇女生孩子，靠接生婆；得了病，硬扛，或者求神拜佛。我出来读书这几年，每次回去，看到婶娘姐妹们还是老样子，心里就堵得慌。我……我想回去，自己想办法，开一个小小的、专门给妇人孩子看病的诊所。就用我们学的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能看什么看什么，能帮一个是一个。”
她的话，让周围的人都静了下来。回乡，尤其是回到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独自开诊所，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不仅要面对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困境，更要直面乡间可能更为顽固的保守观念。
陈婉如深深地望着林秋月，从她眼中看到了当年自己毅然来沪求学时的那股孤勇，更看到了一种扎根泥土的、更为坚韧的责任感。她没有说任何劝阻的话，而是用力拍了拍林秋月的肩膀：“好！秋月，这条路注定不容易，但意义非凡。‘女科’的精神，不仅在于方法，更在于将医疗的光亮，送到那些最需要、也最容易被遗忘的角落。你去做探路者，有什么困难，随时写信来，我们‘博济女科’，永远是你的后盾。”
她转向所有学生，声音提高了一些，充满感召力：“同学们，今天之后，你们将如星火，散向四方。无论是留在繁华都市，还是深入偏远乡间，无论是继续深造专科，还是投身临床一线，请记住，你们是博济女子部走出来的医者。你们身上，承载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前途，更是无数中国女性对健康与平等的期盼。用你们的医术去帮助人，用你们的言行去改变观念，用你们的存在去证明：女子，可以为良医，可以济世救人，可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这番话语，如同出征前的号角，激荡在每一个年轻毕业生的心中。她们的眼眶有些湿润，但脊梁挺得更直。
数月之后，陈婉如开始陆续收到学生们的来信，如同羽翼渐丰的鸟儿，从不同的方向传来回音。
陆文茵从红十字会医院写来长信，详细描述了她参与的第一例剖宫产手术的震撼，也倾诉了作为新人在严谨到近乎苛刻的西式外科体系中的压力与成长。她写道：“……老师，这里一切以证据和规程为先，与我们在‘女科’更注重整体和个体的思路颇有不同。但我时时记得您的教导，‘首先是一名医者’，在这里，我正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更严谨、更规范的西医外科医者。同时，我也在观察，那些术后调理、情绪安抚，或许正是我们‘结合’思路可以补充之处……”
何秀兰和赵淑华从宁波寄来了合照，背景是她们那间虽小却整洁的“女科诊室”。信中说，开张不易，起初门可罗雀，但她们坚持定期在附近茶楼为妇女们做免费的健康讲座，渐渐有了人气。如今，已能处理不少常见妇科和儿科病症，还与当地一位老中医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遇到疑难杂症会共同商讨。“老师，我们真的用上了您教的那些宣教方法，还有‘倾谈’的技巧，很多阿婆阿姨，愿意跟我们说心里话呢。”
最牵动人心的，是林秋月的来信。信纸粗糙，字迹却工整有力。她描述了她回到那个皖南小镇后面临的局面：家人虽支持但忧心忡忡；乡邻议论纷纷，怀疑一个年轻姑娘能看什么病；租一间临街小屋作诊所，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药品器械，更是来之不易，常常要托人去县城甚至芜湖购买。
“老师，开张第一天，我在门口从早坐到晚，没有一个人进来。第二天，有一位大婶偷偷摸摸地来，问我能不能看‘下面痒’，我仔细检查了，是常见的滴虫感染，开了简单的洗剂和口服药，详细告诉她注意事项。几天后，她带着邻居来了……就这样，一个传一个，现在，每天也能有四五位病人了。虽然大多是些小毛病，但看到她们拿药时那种信任的眼神，我觉得一切都值。”
信中也提到了困难：“……最难的是接生。前天夜里，邻村一个妇人难产，接生婆束手无策，家人半夜来砸门。我跟着去了，条件太差，胎位不正，我已经尽力用了手法调整，但最后……还是没能保住孩子，只救下了大人。回来路上，我哭了一路。老师，我才真正体会到您当年说的，医者不是神……但我不会放弃，我订了最新的助产士手册，正在学。”
陈婉如读到此处，眼眶发热。她仿佛看到了在昏暗油灯下，那个瘦小却无比坚韧的身影，独自面对着生命的脆弱与乡野的荒蛮。她立即回信，详细指导了遇到类似难产情况的紧急处理要点，并随信寄去了一些实用的助产器械和基础药品，以及自己整理的一些针对乡村常见妇儿疾病的简易诊疗方案。
与此同时，沈慧君从北平协和寄来的信，则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信中充满了对协和先进设备、严格管理和浓厚学术氛围的惊叹。“……老师，这里的图书馆浩瀚如海，实验室设备精良，教授们的课听得人茅塞顿开。我就像一块干海绵，拼命吸收着一切。协和非常强调基础研究和循证医学，这让我对我们‘结合’疗法中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部分，产生了更强烈的探究欲望。我想，或许将来，我可以尝试用更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和验证一些中医妇科方法的有效性……”
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信件，如同拼图，在陈婉如面前渐渐拼凑出一幅令人振奋的图景：博济女科所播撒下的种子，正在不同的土壤中，以不同的方式，顽强地生根、发芽。有的在都市医院里吸收着最前沿的西学营养，茁壮成长；有的在中小城镇开辟出融合特色的新天地；有的在穷乡僻壤点燃了第一盏专业的妇婴医疗灯火；还有的，正迈向更高的学术殿堂，准备为未来的“结合”之路寻求更坚实的科学基石。
她们的道路各异，挑战不同，但内核一致：她们首先是医者，以专业精神立身；她们同时是女子，以独特视角与韧性，在各自的位置上，拓展着女性医者的边界，实践着“济世救人”的初心。
周小玉读着这些信，对陈婉如感叹：“婉如姐，她们真的走出去了。比我们当年，走得更远，更多样。”
陈婉如望向窗外繁华的上海街景，目光却仿佛穿透了时空，看到了宁波小巷里的诊室，皖南山区的灯火，北平协和明亮的实验室。她轻声说：“是啊，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博济女科’的意义，不在于永远聚集在这里，而在于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颗火种，去照亮更多需要光明的地方。她们的世界，比我们的更广阔。”
她提笔，开始给林秋月回信，准备附上一份最新的、针对乡村常见产后感染的防治指南。她知道，这条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注定崎岖漫长，但有了这些分布四方的同行者，有了不断传递的知识、经验与鼓励，这条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走越亮。而中国女性医疗健康事业的星空，也终将因这无数分散却同辉的星火，而愈发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