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九月，重庆的秋老虎虽然依旧盘踞在山城上空，但那股令人窒息的燥热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某种更为炽热的情绪所取代。嘉陵江的涛声依旧，但听在耳中已不再是悲壮的呜咽，而是胜利的凯歌。这座在雾气与轰炸中坚守了多年的陪都，此刻正沉浸在一种近乎眩晕的狂喜之中。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并没有像街头的百姓那样酩酊大醉。相反，我的大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甚至带着一丝冰冷的理智。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不再是作战地图和伤亡报告，而是关于受降、接收、复员以及……那个更为棘手的北方问题的绝密档案。
九月的第一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东方的海洋与旧都南京。
九月二日，清晨。
我早早地来到了参谋本部的机要室。这里聚集了几十名参谋和通讯员，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盯着那台大功率的军用收音机。
虽然我们身在内陆，但我们的心早已飞到了几千公里外的东京湾。那里，此时此刻，正停泊着美国海军的密苏里号战列舰。
九点零四分，广播里传来了现场记者的解说声。声音伴随着电流的杂音，显得有些遥远，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砸在我们的心上。
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在投降书上签下了名字。
听到这一句时，机要室里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欢呼声。身边的刘斐，这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作战厅长，此刻眼眶通红，手里的铅笔被他硬生生地折断了。
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靠在椅背上。我想起了八年前，我们在庐山做出抗战决定时的悲壮；想起了淞沪战场上那些填进绞肉机的师团；想起了南京城破时的冲天火光。
八年了。我们终于熬到了这一天。我们在别人的军舰上，看着我们的敌人低头签字。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落幕，但对于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来说，这是重生的洗礼。
但我没有时间去感伤。签字仪式一结束，我就立刻召开了关于南京受降仪式的筹备会议。
我要去南京。
我要亲自去那座埋葬了三十万同胞的城市，看着冈村宁次交出他的佩刀。
九月四日，我作为受降先遣团的负责人，乘坐美军的c-47运输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
飞机在云层中穿行，机翼下的山河破碎而壮丽。长江像一条金色的带子，蜿蜒向东。我看不到地面上的弹坑，但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像伤疤一样刻在大地上。
下午，飞机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
当舱门打开的那一刻，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这是江南特有的气息，混合着泥土、植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焦糊味。
我走下舷梯，脚踩在南京的土地上。那一瞬间，我的腿有些发软。不是因为长途飞行的疲劳，而是因为一种巨大的历史重量压在了我的肩上。
前来迎接的是新六军的先头部队指挥官。这些装备精良的士兵，此刻正荷枪实弹地守卫着机场。而在机场外围，我看到了成群结队的日军士兵。他们虽然还背着枪，但已经摘掉了领章和帽徽，正垂头丧气地在我们的监视下搬运物资。
这就是战败者。
我坐上吉普车，驶向市区。
沿途的景象让我心痛。曾经繁华的南京城，如今满目疮痍。许多建筑依然保留着八年前战火留下的痕迹，断壁残垣之间长满了荒草。路边的百姓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他们看着我们的车队，眼神中既有期盼，也有一丝不敢置信的惊恐。
我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收复这座城市，还要让它重新活过来。
我们把指挥部设在了原励志社，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这里将是几天后受降大典的现场。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得脚不沾地。
我要确认受降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会场的布置、座位的安排、警卫的部署、甚至签字用的笔墨，我都必须亲自过问。
我对负责会场布置的工兵营长说，把那个大礼堂给我打扫干净。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要用水洗一遍。我们要把日本人的晦气彻底洗掉。
我还特意嘱咐，在会场正中央悬挂孙中山先生的画像。我要让国父看着，他的信徒们回来了，把侵略者赶走了。
九月的第二周，历史定格在了那个庄严的时刻。
九月九日，重阳节。
南京的天空有些阴沉，云层压得很低，仿佛老天爷也在屏息凝视着这即将发生的一幕。
早上八点，我就站在了中央军校大礼堂的门口。
礼堂外，旗帜招展。通往礼堂的道路两旁，每隔五步就站着一名新六军的士兵。他们手持汤姆式冲锋枪，头戴美式钢盔，挺胸抬头，那是胜利者的姿态。
八点五十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一行七人抵达。
我站在二楼的回廊上，冷冷地看着他们。
冈村宁次，这个曾经在中国战场上呼风唤雨的所谓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此刻像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脸色苍白，步履沉重，光秃秃的脑袋上渗着汗珠。他没有佩戴军刀，这是我们特意要求的，作为战俘，他不配佩戴武器。
九点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
礼堂内灯火通明。盟军代表、中外记者、以及中国战区的将领们，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
何应钦将军坐在受降席的正中央。我坐在侧后方的观察席上，手里拿着一份备忘录，记录着这历史性的一刻。
冈村宁次在投降席前站定，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刻，礼堂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何应钦将军示意冈村呈缴投降书。
冈村宁次颤抖着双手，从副官手里接过降书。我通过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他的手在剧烈地抖动，那是恐惧，是羞耻，也是绝望。他取出毛笔，在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盖上了那颗象征着他权力的印章。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因为紧张和手抖，他的印章盖歪了。
我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歪了好。这预示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邪路，终于走到了尽头。
签字完毕后，冈村宁次解下了身上的佩刀，双手捧着，放在了受降桌上。
那是一把做工精良的武士刀，曾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现在，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成了我们胜利的战利品。
九点二十分，仪式结束。
冈村宁次一行人像丧家之犬一样退出了会场。
礼堂外，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聚集在黄埔路两旁，他们挥舞着国旗，燃放鞭炮，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我走出礼堂，看着沸腾的人群，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这是对死难者的告慰，是对未来的承诺。
但我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受降仪式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把这一百多万日军遣送回国，以及如何应对那个日益严峻的北方局势。
九月的第三周，暗流在胜利的欢歌下涌动。
九月十五日，我飞抵上海。
上海的繁华虽然依旧，但那种畸形的繁荣下掩盖着深深的腐烂。日军虽然投降了，但他们的势力依然盘根错节。汉奸、特务、帮会分子，趁着政权交接的真空期，兴风作浪。
我把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部署在了上海周边，严厉打击趁火打劫的破坏分子。
但我更担心的是北方。
情报显示，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在大规模向东北和华北渗透。他们在那里接收了大量的日伪军装备，实力正在飞速膨胀。
上党战役的枪声已经打响。这是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
我在上海的行辕里，看着北方传来的战报，眉头紧锁。
魏德迈将军也在上海。他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韩，他说，你们的运输能力太差了。虽然我们在这个月已经帮你们空运了三个军去北方，但相对于广阔的占领区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如果你们不能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铁路和城市，后果不堪设想。
我知道他说得对。这是一场关于速度的竞赛。
我立即下令，启动代号为海运的计划。请求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帮助我们运送部队去秦皇岛、青岛和天津。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数以万计的士兵要在短时间内集结、登船、航渡、登陆。
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十四周年。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站在黄浦江畔的军舰上，看着一批批中央军士兵登上美军的登陆舰。
他们大多是年轻的面孔，脸上带着对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的迷茫。他们刚刚打赢了日本人，现在又要去打内战吗。
我心里一阵绞痛。作为军人，我厌恶战争，尤其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但时局如此，我身不由己。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重庆的谈判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此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他和蒋介石的谈判举世瞩目。但我知道，谈判桌上的筹码，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九月二十日，我接到了关于处理日本战犯和侨民的指示。
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中国战区有一百多万日军战俘，还有一百多万日本侨民。
有人主张血债血偿，把他们全部杀掉或者做苦力。但我知道，这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我们大国的风度。
我制定了以德报怨的遣返政策。
我们允许日本官兵携带个人物品，分批遣返。对于日本侨民，只要没有犯罪记录，也可以申请回国。
这项政策在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将领不理解，他们说，日本人在南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我们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
我在会议上拍了桌子。我说，我们是文明之师，不是野蛮人。我们打仗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屠杀。如果我们像日本人一样滥杀无辜，那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尽快把这些日本人送走，腾出资源来重建国家。
九月的第四周，现实的残酷开始显现。
九月二十三日，我回到了南京。
此时的南京，已经开始恢复了一些生气。商店重新开门，学校开始复课。但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和金融的混乱。
伪币作废，法币尚未完全流通。老百姓手里的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
我看到街头有倒闭的钱庄，有哭诉的商人。
经济的崩溃比战争更可怕。
我不得不把精力分出一部分来协助行政院处理经济问题。我下令军队严禁倒买倒卖物资，严禁私自没收敌产。
同时，肃奸工作也全面展开。
那些在抗战期间投靠日本人的汉奸，现在成了过街老鼠。
九月二十六日，我们在南京逮捕了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
看着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卖国贼戴着手铐被押上囚车，我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意。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九月二十八日，我视察了南京的老虎桥监狱。那里关押着包括酒井隆、谷寿夫在内的一批高级战犯。
看着这些昔日的刽子手在牢房里瑟瑟发抖，我没有对他们说一句话。
不需要语言。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和正义的枪声。
九月三十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傍晚，我独自一人登上了紫金山。
站在天文台的最高处，俯瞰着脚下的南京城。
夕阳西下，秦淮河水泛着金色的波光。玄武湖像一面镜子，倒映着紫金山的倒影。
这座古老的城市，在经历了大屠杀的血洗、八年的沦陷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我看到中山陵的青松翠柏在晚风中摇曳。
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是的，抗战胜利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工厂停工，农田荒芜，交通瘫痪，民生凋敝。
更可怕的是，内战的阴云正在北方聚集。
我转过身，望向北方。
那里，长城内外，烽火已经点燃。
我知道，作为军人，我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那是我和几个战友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大半都已经牺牲了。
我轻轻地抚摸着照片，在心里对他们说：兄弟们，我们赢了。日本投降了。你们可以安息了。接下来的路，我会替你们走下去。
夜幕降临，南京城的万家灯火亮了起来。
那灯光虽然还不够明亮，但它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生机。
我深吸了一口气，感受着晚秋的凉意。
别了，九月。别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明天，就是十月。那是国庆的日子，也是新挑战开始的日子。
我整理了一下军装，大步向山下走去。我的脚步坚定而沉稳。
无论未来还有多少风雨，我都将与这个国家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