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夏末，重庆的酷热达到了顶峰，仿佛整个四川盆地都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嘉陵江的水面上，热浪扭曲了光线，连江边的号子声都显得有气无力。但这并非那种令人绝望的死热，而是一种即将喷薄而出的燥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张力，就像是雷暴雨前那压抑到极致的宁静，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天，快要变了。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坐在这间即使拉着厚重窗帘也挡不住暑气的办公室里，手中的折扇早已被汗水浸透。我的目光穿过面前堆积如山的电报纸，落在墙上那张巨大的东亚作战地图上。地图上的红色箭头已经从广西一路向北，深深刺入了湖南的腹地，像一把把尖刀，正准备将日军第十一军最后的残躯肢解。
本月的第一周，黎明前的黑暗最为浓重，而我正在策划着给予敌人最后一击。
一日，军队的建军纪念日。但我没有心情去搞什么庆祝仪式。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衡阳。这座在一年前让我们流干了眼泪的城市，如今成了我复仇计划中的第一个祭品。
我给张发奎发去了密电。我在电文中没有使用那些冠冕堂皇的辞藻，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要衡阳。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要在十五日之前，看到青天白日旗在衡阳城头升起。我要用这座城市的光复，来告慰方先觉第十军那一万七千名英魂。
前线传来的消息显示，日军正在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冈村宁次似乎意识到了末日的临近，他下令收缩防线，将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铁路沿线的几个大城市里，企图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三日，我接到了魏德迈将军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神秘，甚至有些压抑不住的颤抖。他告诉我，美国的一支特殊航空部队已经进驻了提尼安岛，他们将执行一项可能改变人类历史的任务。
我握着话筒，心中微微一动。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个被称为曼哈顿计划的绝密工程，终于结出了恐怖的果实。
我对魏德迈说，将军，无论你们准备扔下什么，我在地面上的进攻都不会停止。我要让日本人在看到地狱之火前，先尝尝中国士兵的刺刀。
五日，衡阳外围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新六军的机械化部队在美制重炮的掩护下，撕开了日军在衡阳南面的防线。廖耀湘打得很凶，他甚至把坦克直接开到了日军的战壕上，用履带去碾压那些负隅顽抗的鬼子。
我在作战室里，听着前线传来的战报，眼前仿佛浮现出去年衡阳保卫战时的惨状。那时候，我们缺枪少弹，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挡日本人的坦克。而现在，攻守易位，我们用钢铁洪流去淹没他们。这就是因果报应。
六日，清晨。
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瞬间传遍了全球。
美国的一架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当情报参谋将这份电报送到我面前时，他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电报上描述的景象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一瞬间，整座城市化为灰烬，十几万人在高温和冲击波中瞬间蒸发，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两万英尺的高空。
我拿着电报，走到窗前，看着重庆灰蒙蒙的天空。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虽然我知道这是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但那种毁灭性的力量，依然让我对人类的未来感到一丝恐惧。
但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我是军人，我现在的任务是打赢这场战争。
我转身对刘斐说，立即把这个消息通报全军，并用大喇叭向前线的日军广播。告诉他们，如果不缴械，这就将是他们所有城市的下场。
七日，日军的防线开始动摇。
广岛的消息像瘟疫一样在日军中间蔓延。虽然日本大本营极力封锁消息，但恐惧是无法封锁的。那些原本还要死战到底的日军士兵，开始出现了逃亡和乞和的迹象。
本周的第二阶段，雪崩开始了。
七日的次日，苏联对日宣战。
这又是一记重锤。斯大林的百万红军，像钢铁洪流一样跨过了中苏边境，冲进了东北。关东军，这支曾经号称皇军之花的部队，在苏军的t-34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面前，像纸糊的一样崩溃了。
我看着地图上东北方向那一片迅速扩大的红色区域，心中五味杂陈。我知道，苏联人的参战，虽然加速了日本的灭亡，但也给我们战后的局势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外蒙古、旅顺、大连，这些名字像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
九日，美国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这一次，日本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我在重庆的办公室里，甚至能感觉到那个岛国正在发出的绝望哀鸣。
十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向盟国发出了乞和照会。他们表示愿意认可波茨坦公告，但唯一的要求是保留天皇制。
这个消息传到重庆，整座城市都沸腾了。虽然还没有正式签字，但每个人都知道，胜利已经触手可及。
但我没有时间去庆祝。作为参谋次长，我必须在日本人正式缴械前，抢占尽可能多的地盘。
我给各大战区下达了紧急命令：不准停火，继续进攻。只要日本人一天不放下武器，我们就一天不停止射击。我们要把战线推到长江边，推到黄河边，推到长城脚下。
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命令，要求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向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发起全面反攻，并要求日军向他们缴械。
我看着这份通报，眉头紧锁。我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场关于接管的赛跑。谁抢占了城市，谁就拥有了战后的主动权。
我立即下令，利用美军提供的运输机，开始实施在此前就已经制定好的代号为凯旋的空运行动。我要把远在西南大后方的中央军精锐，直接空运到金陵、上海、北平这些关键城市。
十二日，我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着手组建受降指挥部。地点就选在湘西的芷江。
为什么是芷江。因为那是我们反攻的起点，是我们在最艰难时刻的坚守之地。我要让日本人的乞和使者，从空中飞过雪峰山，看看那些埋葬了他们几万大军的崇山峻岭。
十四日，日本天皇在这天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虽然我当时身在重庆，但通过战后的解密资料，我能想象出那副场景。在防空洞里，面对着一片废墟的东京，那个被视为神的人，终于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做出了终战的决定。
十五日，正午。
重庆的广播里传来了日本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那个有些尖细、带着古涩日语的声音，宣告了日本帝国的覆灭。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站在参谋本部的阳台上，看着楼下。
先是一阵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一声尖叫打破了沉默。
日本败了。
这声音像是一个火星，瞬间点燃了整座城市。
鞭炮声、锣鼓声、汽车的喇叭声、人们的欢呼声，像海啸一样席卷了重庆的山山水水。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他们哭着，笑着，拥抱着，把帽子扔向天空，把嗓子喊哑。
我看到一个断了一条腿的老兵，拄着拐杖在街上狂奔，一边跑一边大哭：娘，鬼子完了，我们赢了。
我看到一家卖酒的小店，老板把所有的酒坛子都搬了出来，见人就倒，嘴里喊着：喝，今天不要钱，喝死也高兴。
我也流泪了。
数年。两千九百二十个日日夜夜。
我们从卢沟桥退到金陵，从金陵退到武汉，从武汉退到重庆。我们丢掉了大半个中国，牺牲了几百万军队，死伤了几千万百姓。我们忍受了轰炸、屠杀、饥饿、屈辱。
我们曾经以为这漫漫长夜永远没有尽头。
但今天，天亮了。
我回到办公室，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我对着墙上的地图，对着那些在地图上已经消失的部队番号，对着那些我再也见不到的战友，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杯酒，敬给张自忠，敬给戴安澜，敬给左权，敬给方先觉，敬给每一个倒在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人。
这杯酒，也敬给这个伟大的民族。
本月第三周，胜利的狂欢过后，是更加繁重的工作。
十六日，我并没有因为胜利而有一丝懈怠。相反，我比打仗时还要忙碌。
日本虽然宣布终战了，但在中国大陆，还有一百二十万日军，还有数不清的伪军。如何解除他们的武装，如何遣返他们，如何接管城市，如何维持秩序，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
特别是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在听到停战命令后，竟然还想耍花招。他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声称日军将只向中央政府缴械，并愿意协助中央军维持治安，抵抗共产党的进攻。
我看着这封电报，冷笑了一声。这个战犯，死到临头了还想利用中国的内战来保全自己。
我对何应钦说，告诉冈村宁次，他没有资格谈条件。他现在的身份是战俘，不是盟友。他必须无条件执行我们的命令，否则我们将视为拒不缴械，予以坚决消灭。
十七日，我开始部署对金陵、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接管事宜。
由于地面交通破坏严重，我们的部队很难在短时间内到达这些城市。我不得不再次请求美军的帮助。
魏德迈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调集了整个在此战区的空运力量，甚至动用了刚刚从欧洲调来的大批运输机。
十九日，我乘坐一架c-47运输机，飞往芷江。
从空中俯瞰，我看到了满目疮痍的大地。弹坑遍布的田野，烧毁的村庄，断裂的桥梁。这就是战争留给我们的伤疤。但我相信，只要和平来了，这片土地很快就会重新焕发生机。
抵达芷江后，我立即视察了仪式会场的准备情况。
会场设在芷江七里桥。那是一排简陋的平房，但我让人在门口搭起了一座松柏扎成的牌楼，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正义大道。
我对负责接待的军官说，不要搞得太奢华。我们要让日本人感到威严，而不是铺张。就在这简陋的房子里，让他们签下认罪书，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羞辱。
二十一日，芷江受降。
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
下午三时，日军乞和使节、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乘坐一架插着白旗的运输机，降落在芷江机场。
我站在指挥塔上，看着那架飞机缓缓滑行。几个矮小的日本军官走了下来。他们没有佩戴军刀，脸色苍白，神情沮丧。
他们坐上了我们的吉普车。但我特意安排了一辆敞篷车，让他们绕场一周。
机场周围，聚集了数万名中国军民。当看到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官像囚犯一样坐在车上时，人群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债血偿。
今井武夫低着头，不敢看周围的人群。此时此刻，他一定感受到了什么叫作万众唾弃。
在仪式会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居中而坐。我坐在他的侧后方。
今井武夫颤抖着双手，呈上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他向我们深深鞠躬，那是战败者对战胜者的臣服。
看着这一幕，我的心中没有狂喜，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解脱。
终于结束了。
本月第四周，仪式之后，是疯狂的抢运。
二十三日，我飞回重庆，坐镇指挥代号为空运的战略大搬家。
我们要把几十万军队，在最短的时间内，投放到全国各地的战略要点。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一场与对手的赛跑。
新六军空运金陵。九十四军空运上海。九十二军空运北平。
每一天，都有数百架飞机在中国的领空穿梭。
二十五日，我们的先头部队进入了金陵。
这座在数年前经历了惨绝人寰大屠杀的城市，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当前线指挥官向我报告，新六军的士兵站在中华门城楼上敬礼时，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想起了那一年，我们从首都撤退时的狼狈。那时候，我就发誓，总有一天，我会带兵打回来。
今天，我做到了。
二十七日，美军第三舰队驶入相模湾，准备进驻日本本土。
二十八日，第一批美军在横须贺登陆。
看着战报，我知道，那个曾经给亚洲带来深重灾难的帝国，已经彻底完蛋了。麦克阿瑟将成为日本的太上皇，而我们将开始重建我们的家园。
三十日，我开始起草关于战后军队整编和复员的计划。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们要裁撤几百万军队，安置几千万难民，重建被摧毁的工业和农业。这比打仗还要难。
但我充满了信心。我们既然能打赢这场看似不可能胜利的战争，我们就一定能建设好这个国家。
三十一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傍晚，我独自一人登上了重庆的南山。
站在观景台上，俯瞰着脚下的这座城市。
夕阳西下，万家灯火初上。不再有防空警报，不再有灯火管制。嘉陵江和长江在朝天门交汇，奔腾向东。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那是缴获的日军指挥官的香烟。我点燃了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把它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灭。
这该死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想起了家乡的麦田，想起了母亲的笑脸，想起了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梦想。
明天，九月一日。我们将正式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字。
那将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我转过身，背对着夕阳，大步向山下走去。我的脚步轻快而坚定。
因为我知道，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将不再做亡国奴。我们将昂起头，挺起胸，在这片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自由地呼吸，自由地生活。
别了，漫长的抗战。 你好，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