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元旦，功德林破例改善伙食。中午的餐桌上出现了猪肉白菜馅的饺子，每人二十个，还有一小碟醋。战犯们端着搪瓷饭盆，围坐在食堂里，吃得额头冒汗。
杜与明夹起一个饺子，蘸了醋，感慨道：“这是我来功德林后吃的第一顿饺子。”
黄伟吃得快，已经吃完十个，含糊地说：“共和还算讲人道，过年还给饺子吃。”
李宇轩吃得慢，细嚼慢咽。他胃不好，医生嘱咐少吃多餐。但今天这顿饺子，他吃得很认真，一个接一个，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食堂的广播里正在播放元旦社论，是《人民日报》的《完成胜利，巩固胜利》。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在食堂回荡：
“……1949年是华夏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1950年，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完成全国解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杜与明侧耳听着，低声对李宇轩说：“主任，听这意思，西南还没完全解放？”
“应该没有。”李宇轩放下筷子，“我前天看报，说第二野战军在留和1516的指挥下还在四川、云南剿匪。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地方土匪勾结，规模不小。”
王耀五插话：“我在山东时听说，四川那边土匪有十好几万，都是咱们……都是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散兵游勇，加上地方袍哥、会道门。”
“十好几万？”黄伟瞪大眼睛，“那得剿到什么时候？”
“看怎么剿。”李宇轩擦了擦嘴，“如果只是军事清剿，难。土匪熟悉地形，化整为零，你进他退，你退他扰。得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军事打击骨干，政治分化胁从，经济解决民生，让老百姓有饭吃，没人愿意当土匪。”
这话说得在行。杜与明点头：“主任说得对。当年咱们剿那边……剿赤军时，就是只靠军事，越剿越多。”
广播还在继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仍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决打击一切反革命破坏行为……”
吃完饭，战犯们回宿舍午休。李宇轩没有睡，他坐在窗前，翻看新送来的报纸——功德林的管理越来越规范，现在每间宿舍都订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1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有条消息：《西南军区司令部发布剿匪战报》。文章说，自1949年12月以来，第二野战军在川、滇、黔地区歼灭土匪武装三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但“匪患仍很严重，剿匪斗争进入关键阶段”。
文章提到土匪的战术：“常伪装成百姓渗透村镇，袭击基层政权，破坏交通线，散布谣言……”
李宇轩放下报纸，望向窗外。西南，那是他曾经经营过的地方。1931年抗战前，他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行营主任，在四川、云南、贵州整训部队。当时他手下确实有三十万大军，但后来……
后来都跟念安下南洋了。
想起儿子，李宇轩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是半个月前收到的，从香港转寄过来。信是李念安写的，用的是商业信函的格式，夹在一份橡胶出口合同的副本里——这是父子俩约定的暗号。
信很短，只说“南洋生意顺利，已站稳脚跟，勿念”。但李宇轩知道，儿子在婆罗洲控制的地盘应该又扩大了。三十万旧部，虽然不可能全部带走，但核心的几万人应该都过去了。有军队，有港口，有资源，在南洋那个殖民势力衰退、地方土王软弱的地方，确实能闯出一片天地。
“主任，想什么呢？”杜与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棋盘，“杀两盘？”
李宇轩收起信：“好。”
与此同时，燕京城内一处四合院。
屋里没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三个人围坐在桌前，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功德林地形图。
“这是最新的情况。”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棉袍，像个教书先生，但眼神锐利，“功德林分四个区：东区关高级战犯，李宇轩在8号房；西区关中级军官；南区关文职官员；北区是管理人员的办公区和宿舍。”
“守卫情况？”问话的是个年轻人，戴着眼镜。
“外围一个加强连，四个角楼有岗哨，二十四小时巡逻。内部每区两个班，昼夜轮值。李宇轩因为是‘重点关照对象’，门口常有一个警卫。”
“难。”第三人摇头，“硬闯不可能。买通内部呢？”
“试过了。”中年人压低声音，“功德林的管理人员都是共和精心挑选的，政治可靠，待遇也好。我们接触过两个人，一个要价太高，另一个转头就把我们举报了——幸亏我们的人撤得快。”
屋里沉默下来。窗外的风声呼呼作响。
“上峰的意思很明确，”中年人最终说，“老头子想要救李宇轩，但是上峰说李宇轩知道太多秘密。抗战时期第三战区和美国、苏联的联络，他经手。1945年国共山城谈判的幕后交易，他参与。1948年国民党高层的内斗，他清楚。现在他落在共和手里，万一……”
他没说完，但另外两人都懂。
“那怎么办？”年轻人问。
“两条路。”中年人竖起两根手指，“第一，制造机会让他‘自然死亡’。他胃不好，一直在吃药。我们的人已经接近了功德林的医生，但还没得手。”
“第二呢？”
“第二，传递消息，让他知道我们在外面，让他……自己想办法出来。”
“这更不可能。”戴眼镜的摇头，“功德林戒备森严，他怎么出来？”
“所以重点是第一条。”中年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这是新搞到的药，无色无味，混在食物或药里，三天后心衰而死，像突发心脏病。只要送进去……”
“怎么送？”
“功德林每半个月有一次家属送东西的机会。李宇轩的儿子李学文长官在南洋，但他在北平还有几个旧部属，虽然都已经被监控，但可以试试。”中年人顿了顿，“实在不行，还有最后一招——在功德林的饮食里下药，制造集体中毒事件，趁乱……”
“太冒险了！”年轻人反对，“功德林的食品采购、制作都有严格流程，我们的人根本进不去厨房。”
三人又争论了一会儿，最终决定：先集中力量接近医生，同时寻找其他送药途径。如果一个月内还不行，再考虑更极端的方案。
会议结束，三人先后离开四合院，消失在燕京冬夜的巷子里。
他们不知道的是，对面屋顶上，两个穿着棉大衣的公安侦察员已经监视这里三天了。
“记下了？”年长的侦察员问。
“记下了。”年轻的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穿棉袍的是保密局燕京站副站长，化名‘老陈’。戴眼镜的是原军统电讯科技术员；第三个是本地青帮分子。他们计划对功德林8号房的李宇轩下手。”
“继续监视，不要打草惊蛇。”年长的说，“等他们和上线联系时，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