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车把的手心直冒汗，车铃铛在夜风里叮铃哐啷乱响，眼前的北平城却陌生得像场噩梦。刚绕过哈德门的牌楼，迎面就撞见几个穿着灰布军装的兵痞子，枪管上的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冷光，我猛地一勒缰绳，洋车的胶皮轱辘在青石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站住！哪路子的？”领头的兵痞啐了口唾沫，烟卷在嘴角歪歪扭扭地叼着，我这才发现他袖口绣着个歪歪扭扭的“绥”字。我喉咙发紧，刚想编个拉晚儿的由头，眼角余光却瞥见城墙根下堆着半人高的沙袋，枪眼后面隐约有黑洞洞的枪口在动——这不是我熟悉的北平，街面上连个挑挑儿卖糖人的都没有，只有风卷着枯叶滚过空荡荡的胡同，像是谁在暗处哭。
“说话！哑巴了？”兵痞的枪托在车帮子上磕了磕，我这才注意到自己身上还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褂，脚下的千层底布鞋沾着不知哪年的泥。脑子里乱哄哄的，前一秒还在西直门外拉着个穿洋装的小姐，后一秒就被一阵天旋地转的黑风卷到了这儿，车还是那辆洋车，可城墙上怎么多了那么多铁丝网？“老总，我……我是拉洋车的，迷路了。”我尽量让声音稳当些，手指却不自觉地摸向车座底下——那儿本该有个藏钱的布包，此刻却空落落的。兵痞嗤笑一声，突然伸手扯住我的衣领，一股劣质烟草混着汗臭的味道扑过来：“拉洋车？这年头还有心思拉洋车？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不？日本人都快打到永定门了！”
日本人？我心里咯噔一下，猛地抬头看向街对面的铺子，德昌茶庄的招牌还在，可门板上被凿了个大洞，玻璃碎片撒了一地，旁边贴着手写的告示，墨迹歪歪扭扭的，“良民证”三个字刺得我眼睛疼。这不是民国二十六年的夏天，那年我刚把车典出去，蹲在龙须沟边上啃窝头，可眼前的兵痞帽子上分明是青天白日的帽徽，身上却裹着灰扑扑的棉军装，袖口磨得发亮。“老总，您行行好，我真是拉车的，家里还有老娘等着吃饭呢。”我这话半真半假，虎妞走了以后，我就一个人了，可这会儿不说点软话，保不齐就得被当成奸细。
正僵持着，胡同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飞驰而过，为首的那个穿着笔挺的黄呢子军装，腰里别着匣子枪，路过我们的时候勒了勒马，目光像刀子似的扫过我和洋车。“干什么呢？”他的声音洪亮，兵痞立刻站直了身子，敬了个歪歪扭扭的礼：“报告团长，抓了个形迹可疑的！”军官皱了皱眉，视线落在我那辆洋车上，车把上挂着的铜铃铛还在晃，铃铛上刻着的“祥子”两个字被磨得快看不清了。“拉车的？”军官的语气缓和了些，“哪个车行的？”我心里一紧，庆和车行早就关张了，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他却突然笑了：“看你这车，倒是有些年头了。现在城里戒严，晚上不许乱逛，快回家去吧。”
我还没反应过来，兵痞已经骂骂咧咧地让开了路。我赶紧拉起车就走，洋车的铁轴转起来吱呀作响，在这死寂的夜里格外清楚。拐进胡同，我才敢回头看，兵痞还在原地抽烟，城墙根下的哨兵换了岗，枪栓拉动的声音清晰可闻。我越走越慌，脚下的路既熟悉又陌生，琉璃厂的胡同还是那么窄，可两边的门都关得死死的，门缝里连点灯光都没有，只有墙头上插着的碎玻璃在月光下闪寒光。突然，一扇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手里攥着个油灯，看见我就急忙招手：“小伙子，快进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车停在门洞里，跟着她进了屋。屋里黑黢黢的，只有油灯豆大的光，墙角堆着几袋粮食，空气里有股发霉的味道。“你是城外逃难来的？”老太太把油灯往桌上挪了挪，我这才看清她满脸的皱纹里沾着尘土，耳朵上的银坠子用红线缠着。“不是，我是城里拉车的，不知怎么就……”我话没说完，外面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窗户纸猛地一颤，油灯差点被震倒。老太太赶紧吹灭油灯，拉着我蹲到桌子底下，声音发颤：“又开始了，天天晚上都这样……”
我贴着冰冷的地面，听着远处断断续续的炮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这不是打雷，是炮弹，我在南口拉过伤兵，听过这声音。可北平城里怎么会有炮声？“大娘，这到底是哪年啊？”我压低声音问，手指抠着砖缝里的土。老太太叹了口气，摸黑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纸片：“民国二十八年了，孩子，你怕是吓糊涂了。日本人占了大半个城，咱们这是没被占的地界，可炮弹不长眼啊。”民国二十八年……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是我拉包月的东家举家南迁的那年，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帮他们搬箱子，太太塞给我两个大洋，说以后怕是回不来了。
炮声停了，老太太才敢重新点亮油灯，给我倒了碗水。我捧着粗瓷碗，看着水里自己模糊的影子，突然想起了小福子，想起了二强子，想起了那些在茶馆里听来的时局——原来时间真的能跑这么快，快得让人抓不住。“小伙子，你这车倒是结实，”老太太看着门口的洋车，“现在能拉车的都改拉板车运伤兵了，你这细皮嫩肉的，怕是吃不消。”我苦笑一声，刚想说我拉了半辈子车，门外突然传来砸门声，“开门！查良民证！”
老太太脸色一白，赶紧把油灯吹了，塞给我一把铁锹：“快，从后窗跳出去，院里有地窖！”我也顾不上多想，踩着桌子翻出后窗，跳进个堆满柴火的小院，老太太紧随其后，掀开墙角的石板，露出个黑黝黝的洞口。刚钻进去，就听见前院的门被踹开的声音，日本人的叫喊声和砸东西的声音混在一起，老太太捂着我的嘴，浑身都在抖。地窖里又潮又冷，我能闻到她身上的肥皂味，和虎妞以前用的胰子味有点像。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动静小了，老太太才敢掀开石板探出头，冲我摆手：“走了，快走吧，天亮前出不了城就麻烦了。”我爬出来的时候，裤腿沾满了泥，洋车还在门洞里好好的，只是车座上落了层灰。老太太塞给我两个窝头，硬邦邦的，能硌掉牙：“拿着吧，城外有收容所，或许能有条活路。”我接过窝头，心里不是滋味，想把车座底下的空布包拿出来给她，又想起自己早就身无分文。“大娘，这车……”我想说把车留给她，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念想了。
出了胡同，天已经蒙蒙亮了，东边的云彩被染成了血红色，不是朝霞的那种红，是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街面上开始有了动静，几个穿着破军装的士兵扛着担架匆匆跑过，担架上盖着白布，滴滴答答的血滴在地上，很快就凝成了黑紫色。我拉着车往前走，脚底下发飘，路过东安市场的时候，看见以前卖灌肠的摊子变成了临时救护所，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忙得团团转，地上扔着带血的纱布，苍蝇嗡嗡地在上面盘旋。一个戴眼镜的先生拦住我：“老乡，能帮个忙吗？拉几箱药品到协和医院，给你两块钱。”
两块钱！我眼睛一亮，这在平时够我拉三天的了。我赶紧点头，帮着把沉甸甸的木箱搬上车，箱子上印着“红十字”的记号，摸上去凉凉的。先生见我动作麻利，又递给我个白面馒头：“趁热吃，辛苦你了。”我狼吞虎咽地啃着馒头，眼泪差点掉下来，多久没吃过这么软和的东西了。路上遇到关卡，士兵看了看箱子上的红十字，没多问就放行了，只是盯着我的洋车看了半天，眼神里有点奇怪。我这才发现，街上跑的都是卡车和马车，像我这样的洋车几乎看不见了，车把上的铜铃铛显得格外扎眼。
到了协和医院，门口早就排起了长队，有哭的有喊的，还有人躺在地上哼哼。我帮着卸箱子，一个护士突然指着我的胳膊惊呼：“你受伤了！”我低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刮了道口子，血顺着胳膊流到手上，黏糊糊的。护士拉着我去清创，酒精棉球擦在伤口上钻心地疼，我却咬着牙没吭声。她一边给我包扎一边叹气：“这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永定门就丢了。”永定门丢了？我心里一沉，想起小时候在永定门瓮城里看耍猴的，那会儿城门楼子还好好的，怎么说丢就丢了？
从医院出来，手里攥着那两块钱，沉甸甸的。我拉着空车走在东单牌楼底下，看着那些匆匆忙忙的行人，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他们脸上都带着我看不懂的慌张，怀里揣着包袱，眼神里是我没见过的恐惧。街角的报童在喊：“看报看报！国军退守南苑！日军轰炸西苑机场！”我停下脚步，报童递过来一张报纸，上面的照片触目惊心，飞机在天上投弹，地上的房子燃着大火，标题用黑体字印着“北平危殆”。这不是我的北平，我的北平有鸽哨声，有胡同里的叫卖声，有祥子拉着洋车飞奔的影子，可现在什么都没了，只剩下风声和远处隐约的炮声。
正愣神的时候，一个穿学生装的姑娘跑过来，头发乱蓬蓬的，眼睛红红的：“师傅，能送我去清华园吗？多少钱都行！”我刚想说城外危险，她却从口袋里掏出块银元，在我眼前晃了晃：“我要去找我哥哥，他是学生军，昨天还在那儿。”银元的光闪得我眼睛疼，可我看着她焦急的样子，想起了当年在车厂听人说的，学生们举着旗子在街上喊口号的情景。“姑娘，清华园那边在打仗，去不得。”我尽量把话说得委婉，可她突然哭了起来：“我知道，可我哥说他要守着校门，我得去给他送件棉衣……”
我心里一软，拉开车门：“上来吧，我送你到海淀，再往前就去不了了。”姑娘感激地跳上车，我拉起车就跑，洋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她在后面紧紧抓着车座，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哥哥你要等着我”。路过西直门的时候，我看见城门关得死死的，沙袋堆得比城墙还高，士兵们趴在上面，枪口对着城外，城楼上的国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边角都磨破了。守城的士兵拦住我们，听我说要送姑娘到海淀，犹豫了半天，还是放行了：“去吧，注意安全，日本人的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
出了城，路更难走了，到处是弹坑，有的地方还冒着烟，烧焦的树枝横七竖八地挡着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拉着车，汗湿透了短褂，贴在背上冰凉。姑娘从车座后面探出头：“师傅，歇会儿吧。”我摇摇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赶在飞机来之前把她送到。远处突然传来嗡嗡的响声，抬头一看，几架膏药旗的飞机正从云层里钻出来，翅膀上的红圈刺眼得很。“趴下！”我一把将姑娘拉下车，自己也跟着扑在路边的沟里，刚趴下，耳边就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泥土和碎石哗哗地落在身上，洋车的铃铛“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滚到了沟里。
飞机飞走后，我挣扎着爬起来，耳朵嗡嗡作响，半天听不见声音。姑娘的头发上全是土，正趴在地上哭，我这才发现她的胳膊被弹片划了道口子，血把学生装染红了一块。“别哭，没事了。”我拉起她，回头看我的洋车，车棚被弹片掀了个洞，胶皮轱辘也瘪了一个，再也跑不动了。我蹲在地上，看着陪伴我这么多年的洋车，突然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就像当年被兵痞抢了车一样，心里空落落的。
姑娘从口袋里掏出那块银元，塞到我手里：“师傅，对不起，把你的车……”我摆摆手，把银元推回去：“拿着吧，去海淀找你哥，路上小心。”她愣了愣，突然给我鞠了个躬，转身朝着远处的树林跑去，身影很快就消失在尘土里。我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看着天上的云彩慢慢飘远，炮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有风吹过光秃秃的树梢，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虽然洋车坏了，但我这条命还在。我记得老太太说城外有收容所，或许能找到口饭吃。我最后看了一眼我的洋车，车把上的铜铃铛还在晃，好像在跟我告别。我朝着收容所的方向走去，一步一步踩在滚烫的土地上，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我知道，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像当年在茶馆里听人说的，黑暗总会过去，天亮了，日子总会好起来的。远处的地平线上，太阳正慢慢升起来，把云彩染成了温暖的金色，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往前走，脚步声在空旷的原野上格外清晰，像是在跟这片苦难的土地说，我祥子，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