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工厂的流水线依旧发出永不停歇的嗡鸣,空气里弥漫着布料和机油的味道。陈山河坐在工位上,手指熟练地引导着牛仔布料在机针下移动,缝合着一条又一条裤腰。他的动作精准而机械,心神却并不完全在此。
午间休息的短暂间隙,一个刚入监不久、刑期较短的年轻犯人,代号“铁柱”,捏着一封刚刚收到的家信,蹲在车间角落的垃圾桶旁,肩膀微微耸动,压抑的抽泣声在机器的背景音中几不可闻。
陈山河路过,脚步顿了顿。他认得铁柱,是因为盗窃几次零散物资进来的,性子不算坏,只是有些毛躁。他走过去,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站在旁边。
铁柱察觉到有人,慌忙用袖子擦了把脸,抬起头,眼睛通红。
“山哥……”他声音带着鼻音,有些窘迫。
“家里来信了?”陈山河问,语气平淡。
铁柱用力点头,把攥得有些发皱的信纸递过来,带着哭腔:“俺爹……俺爹他们厂,完了!说是什么……改制,全员下岗!俺爹干了一辈子的钳工,说不要就不要了!俺娘身体还不好,这往后可咋办啊!”
陈山河接过信,快速扫了一遍。信是铁柱的姐姐写的,字迹潦草,充满了焦虑和无助。信里详细描述了北林市机械厂(并非陈山河父亲当年所在的厂,而是另一家大型国企)在最近一波“深化改革、减员增效”的浪潮中,如何宣布破产重组,数千工人一夜之间失去铁饭碗,只拿到微薄的买断工龄补偿。信里还提到,市里类似情况的厂子不止一家,整个北林市都笼罩在一片惶惶不安的气氛中。
陈山河默默将信递还给铁柱。他看着这个因为家人遭遇而崩溃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多年前,那个因为父亲工伤、厂方推诿而走投无路、怒砸厂办玻璃的自己的影子。只是,时代变了,困住普通人的枷锁,也从个别官僚的欺压,变成了更宏大的、经济转型的阵痛。
“时代变了。”陈山河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投入铁柱混乱的心湖。
铁柱茫然地看着他。
“以前是厂子养人,不管好坏,总有个指望。”陈山河的目光似乎透过车间污浊的空气,看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规矩变了。厂子不行了,就得倒。人,得自己找活路。”
他的话很冷静,甚至有些冷酷,没有安慰,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这冷静,反而奇异地让铁柱激动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
“可……可俺爹只会干活,能找啥活路啊?”铁柱无助地问。
陈山河沉默了一下。他想起了赵红梅经营的小饭馆,想起了王建军正在调查的那些新兴“公司”,也想起了自己读那些经济类书籍时,看到的关于“劳动力转移”和“市场经济活力”的描述。
“总有路。”陈山河说,语气依旧平淡,却带着一种基于认知的确定,“摆个小摊,学门手艺,或者……去南方闯闯。时代逼着你变,不变,就得被碾过去。”
他不再多说,拍了拍铁柱的肩膀,转身走开了。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一点点。每个人的路,终究要自己走。
这件事像一颗水滴,折射出高墙之外正在发生的巨变。随后几天,类似的讯息通过各种渠道,零散地传入监狱。有犯人家属在信里抱怨下岗后的生计艰难;有报纸上(尽管是经过筛选的)隐晦提及国企改革的阵痛和再就业工程的推进;甚至管教干部在例行教育时,也会提到“顺应时代发展,学习新技能”的重要性。
陈山河更加沉默地观察着,思考着。他意识到,他所熟悉的那个以国有大厂为绝对核心的北林市,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剧变。他当年赖以崛起的社会土壤——厂区管理的混乱、灰色地带的丛生——正在被一种新的、更残酷也更讲求效率和规则的经济形态所取代。王建军面对的周宏伟那样的对手,正是这种新形态下的产物。
而他,以及他代表的那种依靠暴力、人情和钻营的旧式江湖法则,已经被时代的车轮彻底碾过,成为了历史。他的覆灭,不仅仅是法律的审判,更是这种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
晚上,躺在硬板床上,他听着监舍里其他犯人因为家属下岗而辗转反侧的叹息,内心异常平静。他曾是旧时代的弄潮儿,也是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如今,新时代的车轮正轰隆驶过,带着阵痛,也带着新的希望和新的规则,无情地碾压过无数像铁柱父亲那样的普通人的生活,也碾压过他曾拥有的一切。
他闭上眼。个人的悲欢荣辱,在这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面前,渺小得如同尘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洪流冲刷过的废墟上,保持清醒,努力理解这新的规则,然后,等待或许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未来。时代从未停止它的脚步,无论高墙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