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图书馆的灯光在头顶发出稳定的嗡鸣，陈山河指间握着的已不再是《宏观经济学原理》，而是一本《刑法总论》。书页间密密麻麻的铅字，像一张无形而严密的网，与他过往赖以生存的那套“江湖规矩”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起初，阅读法律条文是枯燥乃至痛苦的。每一个严谨的定义，每一条清晰的罪状，都像冰冷的解剖刀，精准地剖开他记忆中那些曾被自己美化为“魄力”、“手段”或“不得已”的行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当年他站在厂区夜市宣布接管时，何曾想过这几个字的重量？“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那些与刀疤刘、黄毛、老黑，乃至与宋老六、李宏伟的每一次冲突，此刻在法律条文下被还原了最原始的血腥与暴力本质。
这种阅读不再带来经济学那种抽离的、分析式的清醒，而是一种直面罪责的、近乎窒息的压迫感。但他没有回避。他像一个虔诚的苦修士，强迫自己一字一句地啃噬这些曾经被他践踏在脚下的规则。他开始在脑中构建一个虚拟的法庭，将自己过往的每一件“事迹”置于被告席上，用刚学到的法律条文逐一审视、定罪。这个过程如同自我凌迟，却也是刮骨疗毒。
渐渐地，一种奇异的变化发生了。当所有的遮掩与自欺被彻底剥离，当每一桩罪责都在法律的天平上称出了确切的分量，那种沉重的压迫感反而开始减轻。他不再需要为过去寻找任何借口，也不再需要背负模糊的、无处安放的愧疚。法律给了他一个明确的标准，也给了他一个清晰的边界。他的罪，一桩桩，一件件，都被钉死在了这里，无可辩驳，也……无需再辩。
他开始尝试用法律的视角，去重新解读那些他曾信奉的“规矩”。
“祸不及家人”？在法律面前，试图骚扰陈小雨的老黑手下，触犯的是更为具体的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未遂。
“地盘”和“保护费”？那不过是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一系列罪名的集合体。
他与老宋在棋盘上的闲聊，也多了新的内容。当老宋再次感慨外面“规矩越来越复杂”时，陈山河会平静地回应：“不是复杂，是明确。明确的规则，好过模糊的‘规矩’。”
他甚至开始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用极其简练的语言，为一些不识字的犯人解释与他们案情相关的法律条款。不是为了炫耀，更像是一种巩固，一种验证。当他看到那些迷茫的眼睛因为理解了自身处境而变得稍微清亮一些时，他感受到一种与帮助读信写信时相似的、微小的价值感。只是这一次，他传递的不再仅仅是温情，还有对规则的敬畏。
这种对法律的学习和运用，像是一套精密的内骨骼，逐渐替代了他过往那套依靠暴力与义气支撑的、外强中干的生存逻辑。他的内心，在那场由经济学引发的风暴过后，并未归于死寂，而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开始重建一种新的、更为坚实的秩序。
这份平静，不再依赖于对过去的逃避或哲学式的超脱，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罪责的彻底承认和对社会基本规则的最终臣服之上。他不再是与命运搏斗的困兽，也不再是沉溺于书斋的隐士，他成了一个清醒地知道自己为何在此、并将依据明确的规则度过余下刑期的……囚徒。
铁窗之外，新的“周宏伟”们或许仍在利用规则的模糊地带起舞；铁窗之内，曾经的“北林王”却在最严格的规则禁锢下，找到了灵魂最终的锚点。他知道，这条用法律条文铺就的救赎之路，比任何血战都更艰难，但也比任何辉煌都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