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梅从集市上回来，像被抽掉了筋骨。
她把买来的那点可怜的针线扔在炕上，人就直接挺地坐在炕沿，望着窗外。院子里，那台蒙着红布的彩电像个突兀的闯入者，刺得她眼睛生疼。周建国那些滚烫的、带着南方海腥味的话语，还在她耳朵里嗡嗡作响，与窦宝柱蹲在墙角抽烟的沉默背影交织在一起，把她的大脑搅成一团乱麻。
王秀芹正在灶间和面，准备蒸窝头。她没问女儿集市的热闹，也没问猪崽的行市。那双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在盆里用力地揉着金黄色的玉米面，动作不疾不徐。她只是用眼角余光，扫了一眼女儿失魂落魄的背影。
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布，缓缓罩住了赵家庄。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疏星，冷冷地钉在天幕上。暑热稍稍退去些，但空气依然黏稠。蟋蟀在墙根下没完没了地叫着。
王秀芹点着了炕桌上的煤油灯，豆大的火苗跳动，将母女俩的影子拉长，扭曲地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她拿出那个陪伴了她半辈子的枣木纺锤和一篮子新弹的棉花，就着昏暗的灯光，开始纺线。纺锤在她手里嗡嗡地旋转，一根均匀的棉线从她指间绵绵不断地抽出，像是从她生命里抽出的时光。
赵红梅依旧坐着，一动不动，像尊泥塑。
纺车的嗡嗡声，成了这寂静夜里唯一的声响，单调，却有种安抚人心的力量。
过了不知多久，王秀芹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目光落在跳跃的灯焰上，缓缓开了口，声音不高，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墙上的影子听。
“那会儿，我比你现在还小两岁。”她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赵红梅微微动了一下。
“咱村后头，有个唱梆子戏的草台班子来过冬。里头有个武生，叫……叫个啥名儿，忘了。”王秀芹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嗓子亮，身段也好，翻跟头像车轮子转。他偷偷给我塞过一副水袖，绸子的，滑溜溜的。”
赵红梅抬起头，有些愕然地看着母亲。她从未听过这些。
“你姥爷姥姥知道了，差点打断我的腿。”王秀芹扯了扯嘴角，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受某种疼痛，“他们说，戏子是下九流，跟着他，就得跑江湖，喝西北风，死了都没块埋的坟地。”
煤油灯噼啪响了一声。
“后来呢？”赵红梅忍不住问，声音有些沙哑。
“后来？”王秀芹重新拿起纺锤，嗡嗡声再次响起，“后来就嫁给了你爹。你爹是个老实人，话不多，就知道闷头干活。嫁过来第三年，他给河工地上抬石头，遇上了塌方……”
她没再说下去，但赵红梅知道那结局。她爹成了一块刻着名字的木牌，和她记忆里一个模糊的、带着汗味的笑容。
“女人啊，”王秀芹的声音低沉下去，像沉入井底的石头，“就像这篮子里的棉花。”她用下巴指了指灯下的篮子，“看着软和，任人揉捏，可里面的籽，硬着呢。”
她拿起一小团棉花，用指甲掐断一根棉线：“但这籽，总得被扎出来，被弹开，被这纺车一遍遍地绞，才能去掉那身硬壳，变得蓬松，顺溜，最后才能纺成线，织成布，做成衣裳，给人遮体御寒。”
她抬起眼，目光第一次直直地看向女儿：“做成啥样的衣裳，不由棉花自个儿说了算。得看是碰上裁缝，还是碰上败家子。可要是那籽一直硬在里头，不肯出来，这团棉花，就只能烂在筐里，啥也不是。”
嗡嗡的纺车声填满了夜的寂静。
王秀芹不再说话，低下头，继续纺她的线。她的侧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瘦削，却也格外坚韧。她的话，没有一句劝解，没有一句指责，却像一把无形的秤，把赵红梅心里的那点念想、那点恐惧、那点不甘，都拿上去称了称。
南方的“黄金”，窦家的“瓦房”，周建国的“激情”，窦宝柱的“老实”……还有母亲手里那根绵绵不断、看似柔软却蕴含力量的棉线。
赵红梅看着那跳动的灯焰，又看向窗外院子里那台蒙着红布的电视机。它代表一种看得见的、沉甸甸的“安稳”。而周建国描绘的那个南方，是迷雾里的、滚烫的“未知”。
母亲的秤，一头是烂在筐里的棉花，一头是不知道穿在谁身上的衣裳。
她该怎么做，才能对得起自己心里那颗坚硬的“籽”？
夜更深了，蟋蟀叫得越发凄清。赵红梅依旧坐在炕沿，但她的眼神里，不再是空茫一片，而是翻涌着剧烈挣扎的波涛。王秀芹纺线的嗡嗡声，像命运的注脚，持续不断地吟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