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厂的提问在屏幕上停了不到一分钟，刘好仃就点了打印。纸张出来时还带着打印机的微温，他没急着看内容，而是顺手把它夹进了笔记本里。那本子边角卷得像老式饼干，纸页翻得发毛，但每一页都压着事，沉得能当镇纸。
他坐回椅子，没开电脑，也没叫人。办公室里安静，只有小林在隔壁调试图表的键盘声，哒哒哒，像在数豆子。阿珍刚泡了茶，杯盖还没盖严，热气往上飘，碰到吊扇又散开。这会儿大家心里都松了口气，报告发出去了，图也画明白了，连南粤都问了问题——说明有人看，还不止一眼。
刘好仃却盯着火种箱系统的访问日志，一条一条往下扫。12家单位查看，《行业趋势全景图》被打开过17次，平均停留时间1分23秒。其中3家下载了文件，2家做了标注，只有南粤提了具体问题。他把数据抄在便签上，又算了算比例，最后把笔一放，自言自语：“看见了，但没往心里去。”
他起身走到白板前，手指擦掉之前画的圈，重新写下三个词：断层、滞后、孤岛。每个词下面画一道横线，像给病历本划重点。然后他翻开笔记本，在那三个词底下逐条对应：
“断层”——技术更新了，操作习惯没跟上，系统记了事，人不知道去翻；
“滞后”——标准变了，数据接不上，查的时候像翻一本缺页的账本；
“孤岛”——五家厂遇到同样的问题，却各自为战，像五个人同时踩进同一个坑。
他盯着这三行字看了很久，突然提笔在页脚写了一行小字：“不是修灯，是改规则。”写完，又在下面画了个方框，框住这句，再打了个星号。
下午三点，他把小林和阿珍叫进会议室。门一关，就把南粤的提问打印件放在桌上，每人一份。小林接过来看了一眼，笑着说：“他们还挺认真，问得挺细。”
“是啊，”刘好仃说，“他们问能不能按班组细分手动干预数据。”他顿了顿，“可咱们自己的班组数据，分得清吗？”
小林笑容僵了一下，没说话。
阿珍翻了翻手里的文件，“咱们的记录本来就是按产线汇总的，班组这一级，很多是手写台账，还没电子化。”
“所以啊，”刘好仃轻轻敲了敲桌面，“别人问的是细节，咱们连基础都没铺完。图是画清楚了，可底子还是漏的。”
小林挠了挠头，“那是不是该写个说明，上报一下？等上面批资源再推进？”
“等？”刘好仃摇头，“等上面看到问题，咱们的问题早就变事故了。趋势图不是交差的，是提醒咱们，有些事，得自己先动。”
阿珍皱眉：“可咱们这身份……谈战略调整，是不是有点越界？”
“谁说一定要叫‘战略调整’？”他笑了笑，“咱们不决策，也不改制度，就做一件事——先摸摸方向。看看哪些地方老在被动应付，哪些变化别人早动了，咱们才刚知道。”
他打开笔记本，翻到一页空白，用铅笔画了个简单的三轴图。横着一条线，竖着一条，斜着一条，交叉成个三角。
“一个轴，是技术响应——机器升级了，咱们的操作、记录、反馈能不能跟上；
第二个轴，是信息协同——厂和厂之间，能不能把同样的问题，当成同一个信号；
第三个轴，是人机关系——老师傅的经验，能不能变成系统的记忆，而不是随人退休就丢。”
他把本子转过来，推到桌子中央。“这三根线，哪根断了，咱们就得临时补漏。现在漏得还不大，可再拖下去，补都补不上。”
小林盯着那张草图，慢慢点头：“有点像咱们做数据清洗——先知道哪乱，才能理。”
“对。”刘好仃说，“现在咱们要清的，不是数据，是思路。”
阿珍也凑近了些：“可这算啥？算研究？还是算规划？”
“算谋划。”他说，“不落地，先探路。咱们不提方案，只找问题。比如，过去五年，咱们厂有多少次是因为别人先出事，咱们才跟着改？有多少次是环保一查，才发现数据对不上？这些，都是被动调的代价。”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小林忽然说：“我记得2019年那次熔炉报警误判，停了八小时，后来才知道，南粤三个月前就遇到过，他们改了阈值，没上报。”
“对。”刘好仃点头，“这就是滞后。信息在跑，咱们在等。”
阿珍叹了口气：“那咱们现在干啥？总不能挨个打电话问人家改了啥吧？”
“不用。”他合上本子，站起身，“我建议成立个小组，不占编制，就咱们几个兼职，每周固定两小时，专门干三件事。”
他竖起手指：“第一，翻老档案，把近五年所有‘临时调整’‘紧急处理’的案例理一遍，看看是不是都有前兆；
第二，收集合作厂近三年的技术变更记录，不看细节，只看时间线，比比谁快谁慢；
第三，回头再看《全景图》，找找还有哪些流程没覆盖到——比如夜班交接、外包工操作、设备临时替换，这些地方，最容易藏盲区。”
小林笑了：“听着不像战略，像在翻垃圾桶。”
“可垃圾堆里常有钥匙。”刘好仃也笑了，“说不定哪张废纸，就写着‘这坑我踩过’。”
阿珍想了想，点头：“行，反正现在报告交了，手头也松快。就当是……给下一轮研究打个前站。”
“不叫研究，”他纠正，“叫响应。咱们不等趋势变成危机，先学着怎么接住它。”
他走到门口，拉开门，阳光正好斜照进来，落在会议桌中央。他回头说：“这小组，先叫‘趋势响应小组’，名字临时，事要认真。每周三下午，两小时，雷打不动。”
小林问：“要写个申请吗？”
“不用。”他说，“咱们不占资源，不立项目，就当是多读点书，多想点事。真有成果，自然有人看见。”
阿珍又问：“那要是没人看见呢？”
他没马上答，而是从笔记本里抽出那张南粤的打印件，轻轻折了下角，放在自己口袋里。
“那就继续写，继续想。”他说，“反正问题不会自己走。”
他走出会议室，脚步没停，直奔档案柜。打开最下层的抽屉，翻出一摞泛黄的交接记录本。这是2018年的夜班日志，纸页脆得像秋叶，字迹有圆珠笔的，也有签字笔的，甚至还有铅笔写的“c线压力不稳，已报修，未回”。
他抱着本子往回走，路过茶水间时，阿珍正往杯子里倒热水，看见他，问：“真打算从这些老本子里找线索？”
“为什么不？”他说，“人会忘，笔不会。当年写‘压力不稳’的人，可能早退休了，可字还在。”
他把本子放在桌上，翻开第一页，纸角一碰就卷了起来。他轻轻压平，用镇纸压住四角，又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红笔。
“咱们先从这本开始。”他说，“看看那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红笔尖落在纸面，轻轻圈住一行小字：“23日，夜班，报警灯闪三下，无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