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创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领导者，为了把这块根据地建设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下的完整的各项事业正常发展的地方苏维埃政府，除了实施根据地党政建设、革命武装建设、财政经济建设和实行土地革命等重大工作外，还开展了统一战线、民族团结、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密、司法及商业等各项事业。
一、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三大法宝。
统一战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任务的变化其内容有所不同。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是贺龙率先开创的。它为建立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取人心，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二是凝聚力量，解决力量对比的问题。黔东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主要有工商业者、开明士绅、富农、没有血债的地主、宗教界人士、黔东“神兵”等民间帮会和国民党军队中下层军官、士兵及地方民团。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其黔东地区特色。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创造黔东苏区》一文中指出：“那时，不晓得统一战线这个词，我们叫‘拉关系’、‘挖墙角’。当时部队不大，打土豪不是普遍地打，只打罪大恶极的，打老百姓痛恨的。打了土豪，晚上悄悄地把粮食、衣服、铜元等送到贫雇农家里。对小地主、富农，没惊动他们，打击面窄。封建势力叫我们分化了一部分……敌人内部有矛盾就分化它，同我们有关系的就拉过来。对团防，我们写信，说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你打我，就消灭你！不少团防给我们送枪、子弹，将我们掉队的人员送回来。……我们就是采取打、拉、分去对付敌人，开展工作。”这段话，形象而深动地总结了黔东苏区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
二、统一战线在黔东苏区的实践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具体体现在处理阶级关系、土地问题、经济利益、民间武装和帮会等等方面。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阶级关系
黔东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响亮地提出“打倒卖国祸国殃民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消灭剥削和压迫民众的保甲制度”，“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联合中农，实行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的土地革命”，组织“反帝大同盟”。
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在民主建政方面，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首先废止了国民党的地方各级政权的权力，宣布废除保甲制度，派出工作组在纵横200余里内广泛开展工作，组织广大农民组成农民协会，组织了贫农团和雇农工会，联合中农，抑制富农，集中力量把斗争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特别是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但是，地主、富农只要不反对工农苏维埃政府，不再剥削人，都可以回家住，同时还保护他们的安全。通过这一斗争策略，极大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敌人，充分地鼓励和调动了最广大人民大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推动了苏维埃运动在黔东的发展进程。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土地问题
黔东特区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所制定和颁布执行的《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贯穿着统一战线思想。《条例》提出了“为了土地和秋收，为了农民而战”的口号。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根据地区域内的8个县，近100个乡，10多万人参加了土地革命，打土豪约680户，其中426户的土地被没收分配，还没收了部分豪绅的财产，同时“消灭口头的与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村这些财产及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债务无效” 。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收回了自己开垦出来的而被地主豪绅霸占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从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统一战线思想在处理土地关系问题中的运用，即依靠雇农、贫农，对中农采取保护政策，团结中农，对富农采取分坏田等抑制政策，这就团结了农村大多数农民，孤立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反动富农。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经济问题
在1934年6月13日红三军政治部翻印的《苏维埃建设》中明文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苏维埃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得到彻底的贯彻实施，苏区范围内取消了一切强加在劳苦大众身上的苛捐杂税，同时取消了一切高利贷，穷人不还富人钱，焚毁了借据契约，解散了国民党政府的税收机关，惩办了税收人员，动员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斗争。苏维埃政府筹集经费时，把主要目标放在地主和大商身上，对一般商人和富农，实行适量捐献，对其他阶层，实行公平、合理负担。这些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揭示了黔东苏区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实质。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民间武装和帮会问题
- 关于处理黔东“神兵”的问题：为了把“神兵”引上革命的道路，壮大红军队伍，湘鄂西中央分局指出，国民党军队对“神兵”的进攻，实际是豪绅地主对农民抗税斗争的进攻和摧残。但神坛内部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本身就是豪绅地主分子或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去投靠反革命，他们去招安，他们与敌人妥协一致的来压迫我们工农群众” ，这部分人是革命的对象；另一部分人则是工农群众或代表工农群众的领袖，他们一方面受着军阀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受着神坛内部地主豪绅的叛卖，这部分人是革命的同盟者和可以争取的力量。因此，对“神兵”的政策是：对那些开明的进步的，号召、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并加以任用，对个别地主豪绅和为其服务的，则加以武力解决。红三军到印江沙子坡后，贺龙亲自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在红军的感召下，许多“神兵”当即参加了红军，几天之内，红军吸纳了以冉少波为首的一大批“神兵”，组建了以“神兵”为主体的黔东纵队，下辖三个支队，委任冉少波为纵队司令，不久，黔东纵队整编为红三军黔东独立师，任命冉少波为副师长。经过教育，绝大多数“神兵”成了名符其实的红军战士，这支队伍为扩展苏区、保卫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 关于处理与“袍哥”的关系问题：“袍哥”是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这个组织在川东和黔东都有较大影响。贺龙在1922年驻军酉阳龙潭时就与“袍哥”组织的“大爷”有来往。1924年驻军铜仁后，与家住彭水的“袍哥大爷”龚渭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龚的人品和性格十分赏识，二人结拜为兄弟。1934年，贺龙率红三军来到黔东。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由于敌人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老百姓吃盐难的问题成了首要难题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为使苏区人民能吃上盐，贺龙首先想到“袍哥大爷”龚渭清。他修书一封，派一位与龚大爷也是拜把兄弟的名叫傅怀忠的商人送往彭水。龚大爷阅过贺龙的亲笔信，非常高兴，因为赫赫有名的贺军长又回来了。他不动声色，暗自筹划完成贺龙托付之事。不久，远在黔东的贺龙，收到了龚大爷托付傅怀忠押送苏区的4000斤盐巴，一下子解决了苏区军民吃盐问题。缺医少药，是苏区的又一难题。由于黔东环境恶劣，战士水土不服，泻肚、生疮，红三军战斗力受到影响。为能解决这一难题，贺龙再次请“袍哥”龚大爷相助，派傅怀忠持信去彭水。龚大爷得到贺军长的信后，除找社会上一些好友支助外，典当了自己的家私，买了几十担中、西药，还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酉阳、秀山的商会，开好了发货单和通行证，并亲自押运，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运往黔东特区。走到沿河县沙子区水淹沱，眼看就要到苏区范围了，龚大爷为了加快速度，早一点见着相别10年的贺龙军长，坐在轿子里，押着药担子，弃小路而走大路，不幸被子区反动区长袁仲英率团防截住，抢走了全部药材，枪杀了龚渭清，押着傅怀忠和药材到沿河县城向国民党驻军司令杨畅时请功。贺龙得到消息后，决心为龚渭清报仇雪恨，攻占沿河城，消灭杨畅时，救出傅怀忠，把药材夺回来。10月13日，红九师和黔东独立师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神不知鬼不觉占领了沿河县城周围的重要位置，然后突然发起进攻，全歼杨畅时部，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救出了傅怀忠，夺回了全部药材。
统一战线政策在宗教问题上的运用
统一战线政策也运用在宗教问题上。大力宣传红军“信教自由，保护神坛和信神者的自由”等主张。红三军在打下彭水县城后，捉到一个天主教的美国神甫，他十分害怕红军杀他。贺龙就向他宣传红军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进入黔东后，这个神甫主动地给红军医病照相，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36年红二、六军团长征再入黔东时，党的统战工作更加深入。肖克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中说：“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在石阡休整时，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弼时同志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夏曦……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