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子轩筹备新电影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开始了一股讨论这个时代爱情观的热潮。
起因就是他的那本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
林子轩把稿子交给严独贺后就没有注意，这毕竟只是一部中篇小说，还不到七万字。
严独贺看完之后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特别的怪异。
第一个怪异在于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武侠小说。
在《白马啸西风》里，最重要的人物当然便是李文秀这个女孩子。
全篇故事都是围绕着她发展，她目中所见，心中所思，全成为故事的情节。
在中国这种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不能说没有以女性角色为主的文学作品，但极为少见。
在戏曲上有《杨门女将》，诗歌上有《木兰辞》，更有无数描述闺怨的词作。
也出现过如李清照和朱淑真这类词坛名家。
但女性文学从来都不是文学创作的主流，甚至是偏的不能再偏的冷门。
在十里洋场，有些末流的作者为了勾起男性读者的好奇心，特意用女性的视角和语气写艳情小说，这在文坛属于不入流的手段。
严独贺不相信林子轩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吸引读者，他想到了林子轩的《乱世佳人》，也是以女性的视角来讲述故事。
这难道是小说未来的创作趋势？
他不知道的是，自从民国开始，西学东渐、兴办女学、大学开女禁，女子能够入学，甚至是到国外留学，这让女子增进了学识，开阔了视野。
由此培养了一批思想独立的女性文学家。
她们以女性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以细腻而温婉的笔触写出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
女性文学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
女性文学和女性解放是相伴而生的。
早期的女作家，如庐音、石评眉、冯沅珺的作品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迷惘、徘徊、悲凉之气，便源于这种女性解放的理想与封建古国沉闷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后来的张爱灵和萧虹，更多的是对自我的生活，对社会的探寻。
至于后世的女性文学，更是触及到了心灵和身体的层面，争取彻底的解放。
林子轩的《乱世佳人》和《白马啸西风》恰巧出现在了这个时间点上，又恰巧以女性为主角，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必然。
这是中国女性文学萌芽和觉醒的阶段。
林子轩一不小心扮演了女性文学启蒙者的角色。
当然，就算没有林子轩，也会有其他人扮演这个角色，女性文学的觉醒是时代大环境造成的，正如白话文的出现一样。
胡拾和鲁讯也只是时代的选择。
这两部小说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特别是在女性群体中，她们喜欢思嘉身上西方女人的直爽，也喜欢李文秀身上东方女人的含蓄。
她们从这两个女人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希望。
思嘉和李文秀一样，都是有独立思想的女人，不过对于得不到的爱情，思嘉选择了争取，李文秀则选择了放手。
这就是西方女性和东方女性的区别。
上海的女人更容易接触到西方文化，更为大胆，有些女人甚至给林子轩写信，想要和他谈谈人生和理想。
这其中不乏上海交际圈子里的名媛们。
这些名媛们的生活较为丰富，但内心颇为空虚，她们把林子轩当成了知音，认为他最懂得女人的心，否则写不出如此让人动情的人物来。
这些信件成了林晓玲和冯程程取笑林子轩的证据。
在冯程程看来，林子轩真不怎么懂得女人的心思，在和女人的交往中，有时候甚至是有些笨拙，不知道怎么应付。
这和上海滩那些周游在美女圈子里的公子哥们截然不同。
这也是让冯程程放心的地方。
不过她不知道，林子轩只是继承了后世的性格特点，骨子里想入非非，表面上道貌岸然，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
严独贺认为第二个怪异之处在于《白马啸西风》不像是武侠小说，更像是言情小说，而且是那种虐主的言情小说。
因为它提到了一个命题。
如果你爱的人不爱你，你该怎么办？
这就是引发上海报纸大讨论的主题，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爱情观。
在这个时代，包办婚姻还是主流，能够追求自由婚姻的毕竟是少数。
在民国时期，法律上规定了是一夫一妻制度，想要再娶，必须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很多名人都有离婚的历史，比如徐至摩。
同样也能看到很多女性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是一个思想解放而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旧思想和新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从而造就了无数人的悲剧。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是小心的维护旧有的婚姻，还是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里要说明一下，虽然民国时期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度，但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因为很多男人都有妾室，后来法律做出补充，取消“妾”这种说法，把“妾”算成是男人的亲属，所以就有了姨太太这种称呼。
说起来是掩耳盗铃的做法，但在民国时期非常的普遍。
《白马啸西风》在《快活林》上连载了一个月。
读者们原本非常期待武侠大师金勇的新小说，可真正见到了却惊讶不已。
这是一个没有朝代背景，发生在遥远大漠的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和《射雕英雄传》这种大气豪迈的武侠小说不同，这更像是一部爱情小说。
尤其是最后李文秀放手离开大漠，孤零零的一个人返回江南，更是让人揪心不已。
于是，有人看的憋闷，就在报纸上发文讨论李文秀的选择，对待爱情，要不要放手？
接着就有人说起包办婚姻的问题，在包办婚姻之下，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
还有人对当下离婚的人做出批判，认为是抛弃糟糠之妻，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
此时报纸上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过小说的范围，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不少学者参与其中，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讨论爱情和婚姻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