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着名喜剧演员志村健有个小品，讲的就是一个小区里不同丈夫回家后对待妻子的各种反应。
有的丈夫是“上门女婿”，在家里抬不起头，唯唯诺诺；有的丈夫一进门就对妻子拳脚相加，态度嚣张。
问题就在于此，在昭和时代的日本，丈夫打妻子这种事，居然还能被当成喜剧素材，观众看了哈哈大笑，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昭和时代的日本男人，嘴里常挂着一句经典话术：“我不跟女人谈正事！叫你们家主人出来！”
在日语里，“丈夫”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主人”，这背后的男尊女卑意味再明显不过了。
甚至有些华国家长会半开玩笑地对儿子说：“以后你娶个日本媳妇儿也不错，看人家的日本老婆多贤惠，老公下班回家还会跪着给老公洗脚。”
这种半开玩笑的说法，很真实地反映了1986年日本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日本女性从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人生轨迹，小时候要当个乖巧懂事的女儿，长大后要成为贤惠能干的妻子和母亲。
整个日本社会都默认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中心，久而久之，在日本社会文化中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词汇，叫做“昭和女人”。
这个称呼浓缩了整个昭和时代对日本女性的所有期待和刻板印象。
“昭和女人”说话轻声细语，永远把丈夫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即使受了委屈也只会默默忍耐。
她们的人生价值完全建立在相夫教子上，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发展、理想抱负，完全不值得一提。
所以这次南亮进教授特意邀请裴瑜共进午餐，并热情建议她去日本留学深造，裴瑜心里其实是十分意外的。
在1986的日本，像南亮进这样的日本教授实在不多见。
从这一点来看，南亮进教授在日本学术界应该属于思想相当开明的那一类人，甚至很可能有明显的左翼倾向。
在八零年代的日本，大学教授普遍是看不起女学生的，不管女学生多么聪明勤奋，考试成绩多么优异，教授都不会真正重视她们，也不会认真培养她们。
日本的大学教授们往往觉得培养女学生是“浪费时间”。
反正她们毕业后很快就会结婚生子，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何必在她们身上投入太多精力呢？
日本的年轻女性中，有一种特别常见的现象，叫“寿退社（ことぶきたいしゃ）”。
“寿退社”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因结婚而光荣退休”，实际上就是指女性在结婚后主动辞去工作，回归家庭成为全职主妇。
打开昭和时代拍的日本电影，或者看看这时候的电视剧，总能瞧见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场景：
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办公室女职员，怯生生地走到课长面前，鼓起勇气把辞职信递到课长面前，然后红着脸、低着头，害羞地说出一句：“我要结婚了。”
这句话说出口后，课长的反应也总是出奇地一致，先是微微一愣，随即就会露出“果然如此”的了然表情，接着便公式化地说几句祝福的话。
办公室女职员的结婚，对她的人生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点。
从今往后，她将彻底告别朝九晚五的职场生活，脱下职业套装，换上围裙，正式开启作为家庭主妇的全新人生。
她的日常将变成早起准备丈夫的便当，打扫房间，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她的社交圈会从同事朋友缩小到邻居主妇，她的人生价值也将转变为相夫教子的能力。
不止是男课长们觉得女职员回归家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连绝大多数女性也打心底里觉得，家庭主妇的生活才是最幸福、最完美的归宿。
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都在不断强化这种价值观，很少有人会质疑这种生活方式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年轻女孩们从小就被灌输“找个好丈夫比找份好工作更重要”的观念，她们憧憬着婚后能像电视剧里的女主角那样，穿着漂亮的围裙，在温馨的厨房里为丈夫准备便当，过着相夫教子的幸福生活。
八零年代的日本女性的平均生育率维持在2.2左右，也就是说，每个女性平均会生两个以上的孩子。
在这个时期，选择放弃工作、专心在家相夫教子的女性比例高达70%。
这个数字放在全球范围内来看都是相当惊人的，几乎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全职主妇社会”的独特现象。
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在1985年专门出台了一项福利政策。
这项政策规定，只要丈夫正常缴纳社会保险，即使妻子完全没有工作、不缴纳任何社保费用，也同样能够享受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遇。
这项政策一出，让那些犹豫要不要辞职回家的女性彻底放下了顾虑。
政策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
原本还在职场打拼的日本女性纷纷递交辞呈，安心回归家庭，结婚生子后继续工作反而成了另类的选择。
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人生规划几乎都围绕着“结婚生子”这个终极目标展开。
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直接影响了日本女性从接受教育到职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在高等教育方面，日本女性能够获得的机会远远少于男性。
唯一还算说得过去的数字是短期大学（相当于华国的大专院校）的女性入学率。
但这些短期大学开设的课程设置也充满了性别刻板印象，家政课、文学课、护理课这些传统认知中“适合女孩子”的专业占据了绝大多数。
日本女孩们坐在教室里学习如何熨烫衬衫、烹饪料理，或是练习插花茶道，这些课程与其说是为了培养职业技能，不如说是在为将来的婚姻生活做准备。
在四年制的正规综合大学里，女性的入学比例就比男性低得多了，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在某些理工科专业，甚至可能整个年级都找不出几个女生。
哪怕是是那些获得家庭支持、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日本女大学生们，大多数也从未想过要凭借自己的学历在职场打拼或投身科研。
在她们眼中，大学文凭更像是一张镀金的“嫁妆”，是用来在相亲市场上提高身价的筹码。
她们会精心挑选名牌大学的文学部或家政学部，因为这些专业听起来既体面又不会显得太强势，更容易获得未来婆家的认可。
至于工作？那不过是结婚前的权宜之计罢了。
很多日本女性毕业后一进入公司，心里就打算好了，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就立刻辞职。
她们在职场中表现得温顺听话，从不主动争取晋升机会，所有员工都心知肚明，这些年轻女职员随时都可能因为一纸婚约而离开。
这种普遍存在的临时工心态，也让日本企业更不愿意在女性员工身上投入培训资源，形成了一个很难打破的恶性循环。
一直等到九零年代之后，日本女性的就业率才会明显提高。
这个变化并非源于社会观念的进步，而是被经济危机硬生生逼出来的。
九零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轰然崩盘，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纷纷陷入困境，无数家庭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
在经济寒冬里，很多日本家庭突然发现，过去那种“丈夫一个人工作就能让全家过上优渥生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物价飞涨，房贷压力剧增，孩子的教育费用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家庭积蓄。
数以万计的全职主妇不得不摘下围裙，重新踏入社会，四处寻找零工补贴家用。
渐渐地，在超市收银台、便利店货架间、餐厅后厨里，到处都能看到日本女性忙碌的身影，双职工家庭从最初的“不得已而为之”，慢慢变成了普遍现象。
这种转变，对日本社会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也让“寿退社”的传统渐渐没那么理所当然了。
即便是在九零年代之后，日本女性想要追求事业依然面临着重重阻碍。
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职场上的制度性歧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刻板期待，每一项都像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更不用说九零年代后日本经济将长期陷入低迷，整个社会氛围会变得更加保守封闭。
裴瑜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
不提日本的经济泡沫在90年代之后就会被戳破，单说她作为一个华国女性，在日本的求学路上可能会遭遇的种种歧视，就足够让人望而却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