邕城盛夏，暑气逼人。
吴建军站在院子的老榕树下，怀里那张原本应该灼热的录取通知书，此刻却让他心里冻得像块冰。
录取通知书上“A大教育系”的字样，是对他苦读十几年的褒奖，也是他用智慧和努力挣来的前程。
可如今，这薄薄一张纸，却重得他几乎拿不住。
父亲坐在一旁的矮凳上，拿着卷烟凑在鼻子前闻了又闻，却一直没有点燃，眉宇间是化不开的忧愁。
最终，父亲惋惜地说：
“建军，要不……算了吧。政审……也是强求不了的事情。
当时能去参加考试，也是多亏了领导们作保，就当是历练了一场吧。读书在于明事理，辨是非……不能去便不去吧。”
吴建军在这几天里，经历了从天堂掉入地狱的挫败，此时声音干涩地开口：
“可是……爸，我不甘心，明明我已经考上了，明明……我可以的。”
而他原本挺括的肩膀，在父亲长久的沉默中垮了下去。
上一年，停摆了很久的高考制度终于得以恢复。
吴建军和成千上万收到鼓舞的学子一样，加入到求学大军当中。
与已经阔别书本很久的其他同志不同，因为家学渊源，他这些年在实践劳动的同时也没有荒废学业。
就在他信心满满的提交高考报名材料时，却卡在了政审的环节。
虽然最上头在力主“择优录取”原则，试图打破“唯成分论”，但是历史惯性不是简单的一个政策下发可以改变的。
更何况，吴建军家不止是有“富”的标签，他的爷爷和大伯还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过对党军官。
时移世易，即使是这么多年后，依然是悬在家族子孙头上的一把利剑。
在此情况下，吴建军错过了恢复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
今年，“重在个人表现”的政策导向更明确了，文件上将理论解析得更透彻，表明家庭出身不应该是高考报名的绝对障碍。
这也让吴建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心中对更高学识殿堂的向往从未熄灭过。
他爸爸找到了自己以前的老同学，时任邕城教育局副局长的覃正钦，向他讲述了自家儿子的求学困境。
在一系列的测试之后，不止是覃副局，就连几位招生办领导和几所高中的校长，也为吴建军的高分试卷感到惊异。
为了这位高材生的高考资格问题，相关部门开了好几次的会，居委会和教委也联合出具了措辞严谨的担保材料，层层上报。
最终，招生办负责人一锤定音：
“国家恢复高考，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我们不能用老黄历来捆住年轻人，更不应该为了一段复杂的历史。断送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未来。
其他方面我们无法干预，但至少在报考资格上，我们要给他争取下来！”
就这样，吴建军在距离高考还有一个学期的时候，进入了当时邕城一高的高考冲刺班。
高考前的日子，鼻尖最常围绕着的是风油精的清凉和书本的墨香。
这段身体疲惫但精神充盈的冲刺，在考场最后一个收卷铃声中画下句号。
放榜那天，吴建军穿上的崭新的衣服，在家人的陪同下挤到红榜前。
高挂的榜首赫然就是自己的名字，那一瞬，全家泪流满面。
“考上了！我们家建军是状元啊！”母亲带着哭腔的惊呼在耳边炸开。
哭的不止是因为吴建军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更多的是他们觉得，印在他们身上几十年的烙印终于可以消除了，今后子孙们终于可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了。
半个月后，吴建军收到了A大教育系的录取通知书。
就当他们以为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开始兴奋地开始筹备杀鸡宰鸭时，一个坏消息传来，刺穿了所有的喜悦。
通知书发是发了，但是A大招生办里一些思想不够开放的干部，仍在政审最后复核的时候提出强烈的反对。
他们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也字字诛心。
他们认为如果是一般的大学就算了，他们A大既是知名高校，又是京城各个单位储备人才的培养地，对待学生的社会关系审核应该更为严格。
他们觉得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执行旧标准，宁严勿松，才是最保险、对国家最负责的态度。
一高的校长亲自上门传的消息，他无奈又惋惜：
“还没有最终决定，但声音很大，不容乐观。”
吴建军着急的说：
“校长，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大伯虽然抗战前期是对党军官，但是在后期已经投到我党了呀！这个情况我们也都是有说明的，这还不能证明我们家坚定的立场吗？”
“这件事情在让你参加考试的时候我们已经调查和谈论过了，我们邕城的领导都是没有异议的。
可惜你大伯所说的联系人在革命中牺牲了，并没有留下可以证明与你大伯有联系的证据。
且前几年你们家也是因为无法证明这一点而被斗过，现在A大几个干部不相信啊！”
吴建军眼中的光芒一点点暗下去，喃喃道：“难道，我们家几代都要钉在耻辱柱上吗？”
校长安慰道：“先不要难过，作为你的师长，我们都是认可你的优秀的。现在区教育局和招生办的领导也都没有放弃，都在尽力为你争取。
A大也是分为了两个意见，还是先耐心的等一等。”
在这个破冰期里，希望与阻力并存，触及了无数个人命运转折的深刻节点。
好在，春天的温暖终将战胜寒冬。
多方博弈之下，A大决定延续本校敢为人先的传统，打破禁锢，通知吴建军按规定时间正常到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