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四十三度
松嫩平原的十月，风已经开始发硬。李卫国蹲在地头，捏起一捧黑土，在掌心慢慢捻开。土是油亮的黑，沉甸甸的，带着大豆和玉米残茬的气息。这片地，他太熟悉了——往东三十步是他爷爷饿死的地方，往西五十步是他父亲埋下的第一袋化肥，正中央，是他用拖拉机开出的第一条垄沟。
“老李，还看呢？”村支书老王头踩着田埂过来，鞋帮上沾着新鲜的泥，“评估组明天就到，你可想好了？”
李卫国没起身，只是把手里的土扬回地里。风卷起细碎的土末，在夕阳里闪着金褐色的光。“想好了。国家要建种子库，这是大事。”
“三百亩啊，你们老李家五代人攒下的地。”老王头蹲到他旁边，摸出烟袋，“你爷爷那会儿，为了一垄地，能跟人拼命。”
“我知道。”李卫国终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五十岁的人，背已经有点驼了，但眼睛还像黑土地一样沉静，“我爷爷拼了命守住的地，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派上大用场吗？”
暮色四合，李卫国沿着田埂往家走。脚下的土地松软而有弹性，像母亲的胸膛。他记得小时候，父亲牵着他的手在这地里走，说：“小子，你脚踩的这不是土，是粮，是命，是咱中国人的根。”
根。李卫国抬头，看见自家屋顶的炊烟，在深蓝的天幕上扯出一道灰白的线。更远处，是正在平整的工地——国家东北种质资源库的选址。那里将存放数百万份种子，是粮食安全的“诺亚方舟”。
晚饭是土豆炖豆角，新下来的土豆，面得很。妻子秀兰给他盛了满满一碗，欲言又止。
“有话就说。”李卫国咬了口土豆，烫得直呵气。
“东头的二嘎子说，他家不签。”秀兰声音很小，“他说给多少钱都不卖，这是祖宗地。”
“他不是不卖，是想多要钱。”李卫国喝了一大口苞米茬子粥，“种子库是国字号工程，补偿标准是统一的，不会为谁破例。”
“可那是三百亩啊...”秀兰眼圈红了，“你忘了爹临终前咋说的？地一垄都不能少，少一垄，他闭不上眼。”
李卫国放下碗。他怎么会忘。父亲咽气前，枯瘦的手抓着他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卫国，地...地要传下去...饿怕了...中国人不能再饿...”
那年是1960年，父亲十六岁，吃过树皮，啃过观音土。爷爷就是那年春天，倒在这片地里，手里还攥着一把刚冒芽的野菜。
“没说不传下去。”李卫国声音很稳，“种子库建起来，存的是种子，保的是全国人的饭碗。咱们这三百亩地，变成种子库的地基，比种庄稼金贵。”
秀兰不说话了，低头扒拉碗里的饭。灯光下，她鬓角有了白发。李卫国突然想起，她嫁过来那天，也是这样的秋夜，脸红扑扑的，辫子又黑又粗。
“睡吧。”他说，“明天还得早起。”
夜里起了风，刮得窗户纸哗哗响。李卫国睁着眼，听了一夜的风声。这风声他听了五十年，春天是柔的，夏天是热的，秋天是干的，冬天是硬的。风里有高粱拔节的声音，有麦浪翻滚的声音，有康拜因收割的声音，也有父亲和爷爷的叹息声。
天蒙蒙亮，他披衣出门，又去了地里。
三百亩黑土地在晨曦中舒展着，垄沟笔直地伸向天边，像大地的掌纹。李卫国从地头走到地尾，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他想起很多事——八岁第一次割豆子，手心磨出血泡；十八岁开拖拉机，把地耕得深浅不一，被父亲骂；三十八岁那年大旱，他带着全村人打井，打出水那天，老少爷们跪在地里哭。
这片地见过他所有的样子：穿开裆裤的，穿军装的，穿西装的——那年他当种粮大户去省里领奖，特意买了身西装。可一回来，还是换了旧衣裳下地。土沾在身上，他才觉得踏实。
太阳出来了，红彤彤的，从地平线上跳起来。评估组的车出现在村口，白色的，在土路上拖起一道黄尘。
老王头带着人走过来，最前面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图纸。
“李叔，这是农科院的张工。”老王头介绍。
年轻人伸出手：“李卫国同志您好，感谢您对种子库项目的支持。”
李卫国握了握那只手，很软，是拿笔的手。“地在这，你们看吧。”
张工展开图纸，又看看GpS，在地里来回地走。几个助手拿着仪器测来测去。李卫国蹲在田埂上，卷了支旱烟。烟叶是自己种的，劲大，呛得他眯起眼。
半晌，张工走过来，神色有点激动：“李叔，您这块地太好了！黑土层平均一米二，有机质含量4.7%，酸碱度适中，而且十年内没用过剧毒农药。这是建种子库的绝佳选址！”
“嗯。”李卫国应了一声，“这地，我爷爷用豆饼喂，我父亲用农家肥养，我用的是测土配方。三代人，没糟践过。”
张工推了推眼镜：“那...您真的愿意？补偿方面...”
“补偿按国家规定来。”李卫国站起来，踩灭烟头，“我只有一个条件。”
“您说！”
“种子库建成后，给我个看大门的活儿。”李卫国看着这片地，声音很轻，“我还能动弹，想看着它。”
张工愣了愣，用力点头：“好！我向院里申请！”
签协议是在村委会。大红纸，黑字，李卫国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屋里挤满了人，二嘎子也在，歪着头看，鼻子里哼气。
按手印时，李卫国犹豫了一瞬。印泥是红的，像血。他想起爷爷咳在地上的血，父亲手上的老茧渗出的血，还有他自己年轻时，拖拉机翻车压断腿时流的血——都渗进这片土里了。
他按了下去，很重，很实。
走出村委会，天阴了，飘起细碎的雪花。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早。李卫国没回家，径直往地里走。
雪落在黑土上，一时半会儿化不了，薄薄地铺了一层，像给大地盖了层孝布。李卫国在地中央坐下，抓起一把土，合着雪，在手心里团成个球。
“爷爷，爹，地没丢。”他对着空旷的田野说，“咱家的地，要变成种子库了。存天下的种子，防天下的饥荒。你们要是在天有灵，别怪我。”
风更大了，卷着雪粒子打在他脸上，生疼。可李卫国觉得心里那块石头，突然就落了地。
远处，施工队的机械已经进场了，轰隆隆的，震得脚下的土地微微发颤。那颤，从脚底板传上来，顺着脊梁骨，一直传到天灵盖。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话——这地底下埋着的，不只是他李家的祖宗，是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刨食吃的人的魂。
雪越下越大，李卫国成了个雪人。他站起来，跺跺脚，往家走。身后，三百亩黑土静静地躺在雪下，做着长长的梦。梦里，有无数金色的种子在沉睡，等待着一个不再有饥馑的春天。
三年后，国家东北种质资源库正式竣工。银白色的建筑在平原上矗立，像一艘巨大的方舟。
李卫国穿着崭新的保安制服，站在大门口。他的胸牌上写着：巡查员-李卫国。
一辆大巴车驶来，是来参观的学生。老师带着孩子们走进大厅，指着墙上的照片讲解：“这是我们的‘种子方舟’，保存着四十三万份种质资源。有了它，我们的饭碗就端得更稳了...”
一个小女孩跑到李卫国跟前，仰着脸问：“爷爷，这里面真的有能养活很多很多人的种子吗？”
李卫国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捧黑土。“有啊。不过最好的种子，是种在这土里的。”
“这是什么土呀？好黑好亮。”
“这是咱们东北的黑土地。”李卫国拧开瓶盖，让小女孩闻了闻，“有股子香味，是不是？”
小女孩用力点头。
“这土啊，养过我的爷爷，养过我的爹，养过我，以后还要养你，养你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李卫国把土倒回瓶里，拧紧，“只要土在，种子在，咱们中国人，就饿不着。”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照在银白色的建筑上，也照在建筑周围新耕的试验田里。那些从种子库取出的种子，已经冒出嫩绿的芽，在春风里，微微地颤。
界碑
嘉峪关以西三百公里，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有块地方叫“一棵树”。不是真有一棵树，是戈壁滩上立着个歪脖子老胡杨的枯桩，风沙磨了百年，还倔强地戳在那儿，像根指向天空的指骨。
哨所就在枯树旁，红砖砌的平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这里驻守着边防某团七连四班，五个兵，一条叫“铁蛋”的老狗。
班长杨大山，山东人，在“一棵树”待了十二年，脸上被风沙刻出深深的褶子，像干涸的河床。此刻，他正带着新兵周小川巡线。
说是巡线，其实就是沿着那道蜿蜒在戈壁滩上的铁丝网走。铁丝网年久失修，锈迹斑斑，有些地方被风沙掩埋，得用脚踢开黄沙才能看见。每隔五百米，有个水泥桩，上面用红漆写着“中国”，风吹日晒，字迹斑驳。
“班长，这铁丝网...能防住啥？”周小川喘着粗气问。他是南方兵，来哨所三个月了，还是不适应这能把人抽干的干燥。
“不防人，防心。”杨大山头也不回，声音被风扯得断断续续，“看见这网，就知道，里头是家，外头是国境线。”
周小川似懂非懂。他抬头，天是那种被漂洗过的蓝，一丝云都没有，空旷得让人心慌。远处，沙丘起伏，像凝固的黄色海浪，一直涌到天边。这就是祖国的边疆？和他想象的“锦绣河山”不太一样。
中午，两人在界碑旁休息。界碑是花岗岩的，一人高，正面是庄严的国徽，背面刻着“中国”和编号“177”。碑身被风沙打磨得光滑，棱角处能看见细密的凿痕——那是历代守边人用手指摩挲出来的。
杨大山从挎包里掏出水壶，递给周小川。水是温的，带着塑料壶的味儿。周小川喝了一口，舍不得多喝。哨所用水全靠每周一次的补给车，每人每天定量三升，喝、用、漱口全在里面。
“班长，你在这儿十二年，咋待得住的？”周小川忍不住问。他想念家乡的青山绿水，想念湿润的空气，甚至想念城里恼人的堵车和霓虹灯。
杨大山没立刻回答。他走到界碑前，伸出手，手掌贴着碑面。花岗岩被太阳晒得滚烫，可他的手心更糙，老茧摩擦着石头，发出沙沙的轻响。
“看见这碑了吗？”他说，“它底下，埋着东西。”
“啥？”
“我爹的烟斗。”杨大山的声音很平静，“他是工程兵，六十年代来修这条路，病倒在这儿。临终前，他跟我说，娃，爹回不去了，你把爹的烟斗埋在这碑底下，让爹看着这条路。”
周小川愣住了。他看向脚下，黄沙漫漫，看不见任何标记。
“不只是我爹。”杨大山的手还贴在碑上，像在感受它的温度，“1950年，第一支勘界队在这里立碑，三个战士迷了路，再没回来。1976年，大雪封山，补给上不来，老班长带着人扒骆驼刺的根吃，最后活下来的，只剩他一个。1998年，沙暴，哨所被埋了一半，是当时的指导员用身体挡在门口，让新兵先钻出去...”
他顿了顿，转过头，看着周小川：“这戈壁上，每一粒沙子，都听过誓言；每一块石头，都见过牺牲。你觉得荒，我觉得厚。你觉得空，我觉得满。”
风从戈壁深处吹来，卷着沙砾，打在脸上生疼。界碑沉默地立着，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像一枚钉进大地的钉子。
回到哨所，已是傍晚。太阳西沉，把整个戈壁染成血红色。炊事员老赵——其实也就三十出头，但在哨所兵龄仅次于杨大山——正在做饭。所谓饭，就是罐头肉炖土豆，加点脱水蔬菜，主食是压缩饼干。
“小川，来，帮个忙。”老赵招呼他。
周小川走过去，看见老赵从库房深处拖出个木箱，打开，里面是些瓶瓶罐罐，装着种子。
“这是...”
“菜种。”老赵小心翼翼地捧出个玻璃瓶，里面是些干瘪的茄子籽，“咱们哨所后面，不是有片小洼地吗？我寻思着，试试能不能种点菜。”
“这儿能种活？”周小川怀疑。他见过那片洼地，除了几丛骆驼刺，什么都没有。
“试试呗。”老赵眼里有光，“我爹是农民，他说，只要肯下功夫，石头缝里也能长出庄稼。再说了...”他压低声音，“班长他媳妇，前年寄来的种子，一直没舍得用。”
周小川这才知道，班长杨大山结婚了，媳妇在山东老家。结婚八年，团聚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哨所墙上贴着的合影里，班长穿着军装，嫂子穿着红袄，两人都笑着，可眼神里藏着说不出的东西。
那天夜里，周小川站岗。月很亮，冷冰冰地挂在头顶，把戈壁照得一片惨白。风停了，寂静便从四面八方涌来，浓稠得像化不开的墨。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死寂”——没有虫鸣，没有鸟叫，连风声都没有，只有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在无边的空旷中被无限放大。
他有点慌，握紧了枪。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狼嚎，悠长，苍凉，在夜空下荡开。紧接着，哨所旁的狗舍里，铁蛋低低地呜咽了一声。
“别怕。”杨大山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披着大衣，站到他身边，“是狼，但不敢过来。铁蛋在呢。”
“班长，你咋没睡？”
“睡不着，起来看看。”杨大山点了支烟，火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想媳妇了。”
周小川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十九岁，还没谈过恋爱。
“我媳妇叫秀兰，名字土，人好。”杨大山吐出口烟，烟雾很快被夜色吞没，“结婚那天，我穿着军装，她穿着红袄。我说，秀兰，我守边，你守家。她说，你守到啥时候，我等到啥时候。”
他顿了顿：“今年是我守边的第十二年。她等了十二年。每次打电话，她都说，没事，家里好着呢。可我知道，爹娘老了，孩子要上学，地里活重...可她一句怨言没有。”
周小川看着班长。月光下，这个山东汉子的侧脸像戈壁上的岩石，坚硬，沉默，可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班长，那你为啥...不申请调回去？”
杨大山深深吸了口烟，把烟蒂在鞋底摁灭。“我走了，谁来看这碑？”他指了指黑暗中界碑的方向，“我爹的烟斗在底下埋着呢。老班长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大山，这碑，这线，得有人守着。守住了，家才在，国才在。”
他拍拍周小川的肩：“你还小，不懂。有些事，总得有人做。就像这戈壁，看着荒，可地底下有石油，有矿，更重要的是，它是咱们中国的土地。咱们的脚踩在这儿，界碑立在这儿，这道线，就实实在在在这儿。”
后半夜，周小川抱着枪，看着东方的天际渐渐泛白。当第一缕阳光刺破黑暗，照在界碑上时，他突然明白了班长的话。那道阳光，先划过戈壁，再照亮界碑，然后才是哨所，才是更远处的村庄和城市。他们站在最前面，最先看见光，也最先挡住黑暗。
日子一天天过，单调得像戈壁上的石头。巡逻，训练，吃饭，睡觉。唯一的“娱乐”，是晚饭后围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听信号时好时坏的新闻。每当听到“祖国繁荣昌盛”，几个兵就会互相看看，咧开嘴笑。那笑容被风沙打磨得粗糙，却干净得很。
老赵的菜地居然真有了起色。那洼地被他深挖了一米，从十几公里外拉来骆驼粪，又省下自己的洗漱水浇灌。终于，在某个清晨，一抹怯生生的绿钻出了沙土。
是小白菜，瘦瘦弱弱的几棵，但在满目黄沙中，绿得惊心动魄。全哨所的人围着那点绿色，像看什么稀世珍宝。杨大山蹲下来，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嫩叶，动作轻柔得不像他。
“活了。”他说，声音有点哑。
“活了！”老赵眼圈红了。
周小川突然想起新兵连时指导员说的话：“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在最荒凉的地方，种出绿色；在最寂寞的岁月，守住承诺。”
他懂了。
变故发生在深秋。一场罕见的沙暴袭击了戈壁，狂风裹着沙子，像黄色的巨浪扑向哨所。能见度不到五米，电线杆被刮倒，通讯中断。最要命的是，补给车该来的日子到了，可这样的天气，车根本进不来。
“粮食还能撑三天，水最多两天。”老赵清点完库存，脸色凝重。
杨大山看着窗外昏黄的天：“节约用水，粮食减半。沙暴最多刮两天，等停了，车就能来。”
可沙暴刮了三天还没停。到第四天，粮食见底，水只剩半桶。每个人的嘴唇都干裂出血口子，说话时像两张砂纸在摩擦。
夜里，周小川被渴醒，喉咙像着了火。他轻手轻脚爬起来，想去厨房找点水润润喉咙。经过值班室时，看见杨大山坐在桌前，就着一盏应急灯的光，在写什么。
他走过去，看见桌上摊着个笔记本，班长在写信。信纸已经发黄，是从旧本子上撕下来的。
“秀兰，见字如面。戈壁起了大风沙，三天了。粮食快没了，水也不多。但我很好，同志们也很好。你别担心，我是班长，得带着大伙挺过去。就是...有点想你包的韭菜饺子。等复员了，我一定天天吃，吃成个胖子...”
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周小川知道，那不是水。
“班长...”他轻声叫。
杨大山迅速抹了把脸，合上本子：“咋不睡？”
“渴。”
杨大山从桌下拿出自己的水壶，晃了晃，还有小半壶。他递给周小川：“喝一口，别多。”
周小川接过，抿了一小口。水滑过喉咙的瞬间，他几乎要哭出来。
“去睡吧，明天风就该停了。”杨大山说，声音很稳，像界碑下的基石。
第五天，风真的小了。但补给车还是没来——路上有段被沙埋了，正在抢修。哨所彻底断粮断水。
杨大山把最后一点水分了，每人小半杯。然后他集合全班，站在那面褪色的国旗下。
“同志们。”他的声音沙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咱们是‘一棵树’哨所的兵。这名字咋来的？不是真有棵树，是说，只要有一个兵在，这哨所就像棵树，根就得扎在这儿。”
他指着界碑的方向：“碑在，线在，国土就在。咱们可以渴，可以饿，但防线，一毫米都不能退。明白吗？”
“明白！”四个声音，嘶哑，但整齐。
第六天，周小川觉得天旋地转。他躺在铺上，看着屋顶裂缝里透进的一缕阳光，那光在晃动，像水波。他想起家乡的河，清凌凌的，夏天他总和小伙伴去游泳。要是现在能跳进河里，该多好...
“小川！小川！”有人拍他的脸。
他费力地睁开眼，是班长。杨大山手里端着个罐头盒，里面是浑浊的液体。
“喝点，菜汤。”
周小川勉强起身，喝了一口，有股土腥味和淡淡的咸。“这...哪来的？”
杨大山没回答。旁边，老赵别过脸去。
周小川突然明白了。他冲到菜地。那几棵小白菜不见了，连根拔起，只留下几个小坑。那点珍贵的绿色，被煮成了汤，维持着五个士兵的生命。
他蹲在地上，眼泪大颗大颗砸进沙土里，没有声音。
“哭啥？”杨大山走过来，也蹲下，手放在他肩上，“菜没了，明年还能种。人没了，就真没了。只要人在，绿色，总会再长出来。”
第七天中午，就在所有人都快撑不住时，天际传来引擎的轰鸣。三辆越野车冲破沙尘，朝哨所驶来。是团里的救援队，带来了水、粮食、药品，还有一封嘉奖令——他们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坚守岗位整整七天，未让防线出现任何疏漏。
团长亲自来了，握着杨大山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最后，他只是用力拍了拍杨大山的肩：“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炊烟重新在哨所升起。老赵用新送来的面粉蒸馒头，白面的香气飘出来，所有人都拼命咽口水。周小川一口气吃了三个，噎得直瞪眼，杨大山给他拍背，咧着嘴笑。
那天晚上，月光特别好。吃过饭，杨大山说：“走，巡线去。”
“班长，今天不是巡过了吗？”
“再去看看。”杨大山拎起枪。
五个人，一条狗，沿着铁丝网慢慢地走。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沙地上，像一列移动的雕像。走到界碑处，杨大山停下来，像往常一样，把手贴在碑面上。
“今天，是10月26日。”他突然说，“1950年的今天，第一批勘界兵在这里立了这块碑。当时没有机械，全靠人扛。碑立起来那天，有个小战士，才十七岁，绕着碑跑，一边跑一边喊：‘咱们的！这是咱们的！’”
他收回手，看着五个兵——不，现在是四个了，铁蛋不算——一个个看过去：“七十三年了，碑还在这儿。立碑的人，有的老了，有的走了。可碑在，线在。为啥？因为一代代人，像咱们今天这样，守在这儿。”
他顿了顿，声音在月光下格外清晰：“咱们脚下这块地，看着是沙子，是石头。可地底下，埋着先辈的骨头，洒着先辈的血。每一粒沙子，都记着他们的名字；每一块石头，都刻着他们的誓言。这，就是国土。守住了，咱们的子孙后代，就能在自家的地里，安安稳稳地种庄稼，过日子。”
周小川看着界碑。月光下，花岗岩泛着清冷的光，“中国”两个红字，像两簇不会熄灭的火。他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就像一棵树，把根扎进了深土，再大的风沙，也吹不走了。
三年后，周小川服役期满。离队前夜，他最后一次巡线。还是那条路，还是那道铁丝网，但感觉不一样了。他熟悉每一道沙丘的曲线，每一丛骆驼刺的位置，甚至哪块石头下住着一窝沙鼠。
在界碑前，他停下，学班长的样子，把手贴在碑面上。石头温热——白天吸饱了阳光，这会儿正慢慢释放出来。他闭上眼，感觉那温度顺着掌心，流进血管，流遍全身。
“班长，我要走了。”他对着碑说，也对着脚下的大地说。
风从戈壁深处吹来，卷着沙砾，打在他脸上，不疼，像告别。
第二天，送行的车来了。杨大山带着人列队，敬礼。周小川还礼，手抬到一半，眼泪就下来了。
“哭啥，又不是不回来。”杨大山替他整了整衣领，“回去好好干，别忘了，你曾经是‘一棵树’的兵。”
“忘不了。”周小川用力抹了把脸，“班长，保重。”
车开了。他从后窗回望，哨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黄色背景上的一个黑点。只有那棵枯死的胡杨桩，还倔强地立着，像大地举起的手臂，在蓝天下，挥别，或者召唤。
很多年后，周小川成了建筑工程师，参与了许多大工程。每次站在高楼顶端，看着城市的万家灯火，他总会想起戈壁，想起界碑，想起那个把最后几棵青菜煮了汤的夜晚。
有一次，他负责的一个项目在西北，路过“一棵树”。哨所已经重建了，崭新的营房，太阳能板闪着光。他下了车，慢慢走到界碑前。
碑还在，只是更光滑了，红漆新刷过，鲜亮得像血。他伸手去摸，那温度，那触感，和当年一模一样。
一个年轻哨兵跑过来，敬礼：“同志，这里是军事禁区...”
周小川还礼，微笑：“我知道。我从前在这儿当兵。”
哨兵愣了愣，随即笑了：“老班长！”
那天，周小川在哨所吃了饭，听现在的兵讲新故事——装了净水设备，通了网络，菜地里不光有白菜，还有西红柿、黄瓜。但他最想看的，是那棵枯胡杨桩。
还在，只是旁边又长出了一棵小胡杨，一人多高，叶子在风里哗哗地响。
“自己长出来的。”哨兵说，“也没人种，就长出来了。”
周小川看着那棵小树。在无边的黄沙中，它绿得那样骄傲，那样理直气壮。他突然明白了，有些东西，是埋在地下的根，是刻在石头上的字，是流在血里的盐。风沙掩不住，时光磨不灭。
就像这界碑，就像这棵树，就像那些把名字写在风里、把骨头埋进土里的人。他们沉默地站着，站成一道线，一道墙，一道光。于是，在这道线里，墙内，光下，山河静好，炊烟不断。
而他，曾是这光中的一粒尘，这墙上的一块砖，这线上的一颗钉。这让他往后所有的日子，无论走在多繁华的街，站在多高的楼，脚底都有根，心里都有底。
离开时，年轻的哨兵们列队敬礼。周小川举手还礼，转身走向等他的车。戈壁的风吹过来，带着沙土的气息，那么熟悉，像故乡。
他抬起头，看见湛蓝的天，和天边一道银亮的线——那是正在修建的高铁，从戈壁中穿过，像一支射向未来的箭。
而在箭镞所指的方向，更远的地方，成千上万个“一棵树”哨所，成千上万个杨大山和周小川，正站在各自的界碑旁，手掌贴着温热的石头，看着太阳照常升起。
每一天，每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