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当然也是认同朱载坖的这个看法的，之所以朱载坖对于丘云章、杨四知等人予以重惩，除了朱载坖对于这些人的人品极度鄙夷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保护这些重臣在致仕甚至是身后不受清算，这点对于朝廷是极为重要的，重臣们要能够发挥作用，一展志向，不仅仅要皇帝信任，更加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些重臣们能够不因实施政策得罪于人之后被清算。
这点是很重要的，对于大明的臣子们来说，能够像高拱、张居正这样不惧物议，甚至不惜身后之名的人是很少的，相反，和丘橓一样出位沽名，党同伐异的才是绝大多数，重臣们也不是傻子，他们也会权衡利弊，如果为朝廷出力之后，还是能够保全自己的子孙，他们当然愿意为国为民出力，可要是不能的话，他们更多的就是保全自己了。
王锡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王锡爵和申时行，并非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他们一样都是满腹经纶，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官僚，对于大明当时的问题，他们一样都有所察觉，但是他们最终都选择了缄默，原因是什么？之前这么多首辅重臣们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们能不明白吗？无论是忤逆皇帝还是意图力挽狂澜有所作为，日后都难免清算，这点以他们的政治智慧，当然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申时行选择了混，王锡爵选择了走，用后人评价王锡爵的一句话就是：“立朝有砥柱之正色，奉亲有孺慕之极思。心虽不谅于当世，而忠诚孚夫人主。泽虽未究于斯民，而声称浃乎于兹。知难而退，成功不居，夫虽古之名臣，则将斯如也哉？”
而申时行则是选择不作为，当然，他也不敢有所作为，张居正的例子就在他眼前放着，张居正是什么下场他是很清楚的，而他既没有张居正的权柄，也没有张居正的魄力，更重要的是，张居正对于申时行是很器重的，这就使得申时行本身就有嫌疑，申时行一直挣扎在其中，在文渊阁苦苦支撑了九年。
用后世人的评价就是：“以居正素昵时行，不能无讽刺。时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虽乐言者讦居正短，而颇恶人论时事，言事者间谪官。众以此望时行，口语相诋諆。诸大臣又皆右时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愤，时行以此损物望。”申时行饱受物议，而王锡爵则是看透了此事，选择致仕，不陪他们玩了。
自他们两人去位之后，后来的阁部重臣，就更加的不敢妄动了，阁部重臣，受制于言官小吏，大明朝廷，受制于民间清议，朝廷无所作为，只能党争不断，互相倾轧，而官员们则都是以保全自身为上，如此一来，朝廷自然是愈加混乱，直至亡国，所以朱载坖这次召王锡爵来就是为了此事的，朱载坖希望王锡爵在张居正之后接过新政的大旗，继续稳固并且推动新政。
之所以不选择申时行，是因为朱载坖对于申时行实在是太了解了，此公本来就是个小心谨慎的主，想的又多，这次朱载坖虽然顶住了压力，在张居正的身后之事上没有退让，但是朱载坖很清楚，以申时行的谨慎，他绝对会以张居正为鉴，不敢再深入推动新政，而且朱载坖很清楚，一旦朱翊釴即位的话，这些官员们肯定是会再度将此事整出来的，朱载坖对于申时行是不敢信任的，同时太子到时候刚刚即位，能否稳住局面，顶住压力，也尚未可知，朱载坖必须要安排一个到时候能够稳定局面的重臣，他必须性格刚强，能够帮助朱翊釴顶住压力，保证朱载坖的政策继续实施下去。
朱载坖所看中的人选就是王锡爵，首先，朱载坖和王锡爵的关系很深厚，彼此也很了解，在嘉靖年间，朱载坖就已经和王锡爵有所了解了，而且王锡爵赋性刚强，是能够担任此任的唯一人选，所以朱载坖今日特地将王锡爵留下，就是为了探明王锡爵的态度，同时交代一些事情。
王锡爵当然也是很清楚朱载坖的意图了，他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对朱载坖说道：“陛下，朝廷持公而治天下，不可为舆论所挟也！”
朱载坖要的就是王锡爵的这句话，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朱载坖对于所谓大明的舆论，不要太了解了，大明很重视舆论，朱载坖也认为舆论是很重要的，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所谓的舆论已经完全变为了试图裹挟朝廷，甚是干扰朝廷行政的力量，他们通过点评大臣，甚至能够决定大臣黜陟，试图改变朝廷的决策，这种事情都是朱载坖所决不能容忍的，朱载坖必须要保证在自己的身后这些政策不被推翻。
所以王锡爵的这句话其实是很对朱载坖胃口的，朱载坖对王锡爵说道：“朕之子孙，就托付于卿看顾了！”
王锡爵赶紧说道：“陛下何出此不吉之言也？”朱载坖摆摆手，并没有对王锡爵多说什么，朱载坖只是说道：“卿且去，过些日子，朕会给卿诏书的。”
王锡爵走后，朱载坖下达上谕，册封皇长孙朱常瀛为皇太孙，升建极殿大学士王锡爵为少师兼少傅，讲学于西苑，东阁大学士陈以勤升少傅，讲学于西苑，同时点用翰林官为皇太孙讲读，同时敕令五军都督府、亲军诸卫为皇太孙组建幼军，以一卫为限。
而在王锡爵走后，朱载坖和朱翊釴父子二人则是就此事展开了讨论，这次朱载坖处断此事，极为迅速，自从朱载坖坐稳了位置以来，已经很少杀戮大臣了，但是这次朱载坖破例了，不仅仅将其杖毙，甚至祸及妻子，追夺出身以来文字，手段是极为酷烈的，朱翊釴觉得是否有些过了，这些人弹劾张居正，大可以留中不发，他们是左右不了朝廷的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