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于如丘橓、丘云章父子，杨四知等人，朱载坖和王锡爵的看法一致，就是纯坏种，对于这种人，王锡爵等人也都是看不起的，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朱载坖将王锡爵留下来的主要的问题，朱载坖将王锡爵留下来的问题是希望王锡爵阐述自己的看法。
和朱载坖的看法一致，王锡爵也认为不能够对于张居正的评价进行变动，这点和朱载坖的想法是一致的，朱载坖很清楚在张居正评价上进行反复的带来的后果了，原本的大明朝，为什么从张居正之后，内阁辅臣无一敢任事者？他们真的都是一帮只会和稀泥的废物吗？
朱载坖认为从嘉隆之后，翰林院和内阁辅臣确实存在处理实际政务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者并不是内阁权力失衡的主要原因，即便是这些内阁辅臣们缺乏锻炼，但是他们毕竟是从万千读书人中走独木桥考上来的，同时又宦海沉浮多年，经验和眼光都还是具备的，真正的原因是内阁辅臣们都不愿意任事了，从嘉隆以来的内阁辅臣的下场使得后来的辅臣们不敢放手施为了，只想着唯唯诺诺，保全身家。
从嘉隆以来，首辅杨廷和及其子杨慎，因为忤逆嘉靖被严惩，嘉靖七年，重定议礼诸臣之罪，杨廷和被定为罪魁。世宗降敕称杨廷和“为罪之魁，以定策国老自居，以门生天子视朕”，将其削职为民。嘉靖八年，杨廷和去世，以庶民礼下葬新都城西父亲杨春墓旁。
首辅杨一清，在政治斗争败于张璁之手，后坐杨一清受张永弟容金钱，为永志墓，又与容世锦衣指挥，遂落职闲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为孺子所卖！”疽发背死。遗疏言身被蔑，死且不瞑。
首辅张璁，弹章不绝，因病致仕，已经算是嘉隆以来的首辅下场相当之不错的了。
首辅夏言，斗倒了张璁之后，被严嵩所斗倒，身送西事，悬首都门，妻子俱流放。
而在夏言之后的首辅命运，因为有了朱载坖，所以有所改变，原本严嵩被徐阶斗倒，严世蕃处斩，严嵩老病于家中。而徐阶在致仕之后，被高拱同样的整的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而在徐阶之后，内阁辅臣们甚至都难保了，殷士儋、赵贞吉等人和高拱激烈斗争，被罢斥，高拱一时权势无两，然后被张居正联合冯保斗倒，在斗倒高拱之后，甚至借王大臣之案，祸及高拱，幸得杨博、朱希孝等人的救援，才没有将高拱搞得灰头土脸的。
至于张居正本人，生时权势滔天，死后遭到清算，祸及子孙，而申时行虽然是小心翼翼，在文渊阁甘心当搅拌机，尚且不免于被天下所攻讦，而王锡爵不过是说了两句公道话，其一是：“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其二是对于这些科道言官，王锡爵认为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言官们听说后，引起公愤。纷纷上章弹劾，将此前旧账又都搬出。
而在王锡爵之后的内阁辅臣，比之申王尚且不如了，对于他们来说，从嘉靖以来的这些辅臣们的遭遇，已经能够说明问题的，忤逆皇帝的，不得好死，一意媚上的，一样不得好事，搞三还的，下台之后要被迫害，搞新政了，一个搞得时间短，黯然下台，差点被清算。
而另一个呢？搞得时间长，活着的时候自然是权势滔天，一时无两，而一旦身死，立马遭到清算，家破人亡，申时行兢兢业业的在文渊阁和稀泥，对于这些言官百般容忍，但是只要被抓到机会，即被劾罢，王锡爵只不过对于张居正报以同情，稍微说了两句公道话，就被科道群起而攻之，甚至连起复都要被这些言官们予以干扰。
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的阁臣们哪个敢锐意进取？哪个又敢去忤逆皇帝？忤逆皇帝的，杨廷和、夏言就是例子，想搞改革，锐意进取的，高拱、张居正就是例子，甚至首辅都不敢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毕竟申时行、王锡爵的现例子就摆在这里，内阁辅臣能够有什么作为？或者说他们敢有什么作为？去当下一个夏言、严嵩还是高拱、张居正？
所以朱载坖即位之后，对于阁部重臣，都是采取加以保全的措施，严嵩离任之时，朱载坖制止了徐阶对于严嵩的清算，而在徐阶当政和致仕之后，朱载坖虽然对于徐家投献田产之事予以了追究，但是还是保留了元辅重臣们体面，没有过分穷究此事，甚至在之后扶持徐家从地主变为了东南的纺织巨头，实现了从士绅地主到工场主的转变。
对于其余致仕的阁部重臣，朱载坖也从来没有过分的追究，一切以保全重臣体面，同时就是为重臣们留有后路，朱载坖很清楚，如果不这样的话，后来的阁部重臣们，谁还敢实心用事，这点是朱载坖从不妥协的，朱载坖在政治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底线，第一就是结党，结党是朱载坖已经多次强调过的事情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党争之害已经不用朱载坖再去重复了，对于结党，朱载坖一向是严厉打击的。
第二一点就是禁止政治报复，尤其是对于阁部重臣的政治清算，朱载坖很清楚，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不管是内阁辅臣还是部院重臣，只要想有所作为，必然是会得罪其他人的，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所以朱载坖的看法是很明确的，必须保证这些阁部重臣不被清算，狠狠刹住清算重臣的这股风气。
朱载坖的看法是很简单的，这些重臣，是皇帝治理国家的股肱，要是自己的股肱重臣都无法保全的话，哪里还会有人为朝廷办事呢？哪里来的人去国家排除疑难呢？个个都是骨鲠之臣，个个都是清官，所谓众正盈朝之时，就是国破家亡之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