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载坖的这份诏书，很多重臣其实是有些不能理解的，是否缠足，其实是一件百姓的私事，朝廷对于这些事情加以干涉，本就是一个有些过分的，他们认为朱载坖以严旨的形式禁绝此事似乎是有些说不过去的，对于这些奏疏，朱载坖也予以了批答。
朱载坖认为，缠足陋习，本就始于南唐宫廷，这是亡国之征，绝非什么好事，当年李煜在南唐宫廷之中首开缠足之风，按照史料记载：“李后主宫嫔窅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节缨络，连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花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唐镐诗曰：‘莲中花更好，云黑月常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后来李煜入宋之后，将缠足的风气也从南唐带入了两宋，从两宋开始，缠足之风开始盛行，从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后期，缠足从舞蹈装饰成为生活装饰，流行于宫廷贵族、上层社会，视为尊贵、富有的标志。如南宋初年，大将刘光世的家妓缠足；《宋史》卷六十五记载宫女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南宋刘过《沁园春·美人足》“称玉罗悭，销金样窄，载不起盈盈一段春”、“忆金莲移换”。而徐积有《咏蔡家妇》“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尘泥，但知勒四支，不知裹两足。”可看出普通家庭劳动妇女是不缠足的。
而且这个时候的缠足，主要是舞姬、家伎或者宫女等流行的，和后来的缠足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舞伎缠足的最初动机很可能是希望足部更加纤巧且有紧束感，这样会有利于舞蹈动作的展现。具体而言，相较穿鞋而舞，缠足且只穿袜不穿鞋起舞时袜与脚的贴合度显然更高，如此脚的感知力会更强，脚部细致入微的动作也可更为细腻地展现出来，相应的舞步就会更加灵活、敏捷。因此舞伎只会将脚尽量缠紧或缠小，而不会使脚部骨头严重变形，以致影响跳舞，否则就背离了舞伎缠足的初衷。
到了前元，对于缠足就已经有些病态了，前元对于缠足颇为推崇，缠足之风甚盛，元曲中多有戏咏之者。如贯云石《阳春曲·金莲》，仇州判《阳春曲·和酸斋金莲》，张可久《水仙子·湖上即事》，徐再思《水仙子·佳人钉履》，吕止庵《夜行船咏金莲套》，无名氏《端正好·相忆套》，《货郎儿·静悄悄幽庭小院套》，《集贤宾·忆佳人套》等。文人是一个时代审美的展现者和风向标，此时文人笔下描写的“一步一金莲，一笑一春风”正是最典型的美态，可见以小脚为美的审美观念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到了本朝，缠足之风已经是盛行了起来，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家庭和南方，缠足之风盛行，甚至已经开始在向平民家庭扩散，这对于朱载坖来说绝非好事，朱载坖认为随着大明经济的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肯定会是越来越大的，对于朝廷来说，再将这些妇女缠足，禁锢在家中绝非好事，像纺织等行业，是需要大量妇女作为劳动力的，所以朱载坖下诏禁止缠足，主要是为了保证朝廷的劳动力。
同时朱载坖本人对于缠足也是极为厌恶的，朱载坖在上谕中明确将缠足列为了亡国之征，要求予以严厉禁止，除此之外，自然就是对于官员的大计了，这次的大计，也是龙争虎斗，主要还是对于所谓江陵党的征讨，虽然张居正已死，但是江陵党仍旧活跃在大明的政坛上，王国光等人仍旧受到朱载坖的重用。
他们继续推行新政，自然是受到了一些官员们的嫉恨，同时这次大计也是一次比较尴尬的大计，由于首辅张四维和左都御史杨继盛现在都抱病在家，本来对于大计影响最大的两位重臣的卧病使得朱载坖对于大计的掌握力度大大下降，在内阁是申时行以次辅代行首辅职责，但是申时行本来就是老好人的性格，很多事情都是和稀泥的，和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实在是过于平静，以至于有点波澜不惊。指望申时行为朱载坖贯彻自己的想法，实在是有些不太现实。
而代杨继盛主持都察院的右都御史温纯倒是个很刚直的大臣，但是他威望不够，很难担当重任，而现在朱载坖需要一个相对狠辣的人物来帮助朱载坖震慑朝廷，朱载坖思来想去之后终于下旨，调原右都御史、总督南直等处军务事劳堪署都察院事，兼提督大计衙门，朱载坖任用劳堪提督大计，当即在朝堂之上引发极为大的反响、
因为在很多官员的眼中，劳堪就是个酷吏，之前是张居正的打手，帮张居正铲除异己，同时推行张居正的一系列政策，而现在朱载坖都任用劳堪，在很多官员眼中就是朱载坖又要用劳堪这把刀了，所以他们纷纷上疏，认为劳堪不是主持大计的合适人选，连内阁都上疏，认为劳堪并非合适的人选。
但是朱载坖任用劳堪的决心已定，他直接御批申时行的题本道：“劳堪弱冠登第，仕途通达，当官廉白，橐囊萧然，操守上佳，可以正士风，明法纪也。”
朱载坖任用劳堪的目的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敲打这些官员们，随着张居正等人的去世，群臣中的一些人认为朱载坖对于朝堂的掌控能力有所下降了，同时朱载坖现在年纪也大了，精力不济，很多事情都是太子在处理，他们现在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的，但是朱载坖祭出劳堪这把刀，目的就是为了警告这些臣子们，不要以为朱载坖现在已经年老昏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