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抽分税之外，还有各门摊市肆等税，也是地方和朝廷争夺的要点，大明的所谓住税，名目非常之多，有官店钱、塌房税、市肆门摊税、落地税、牙税、契税、酒醋税、屠沽税及其它一些税收，还有地方税课司局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随时随地进行征收，如窑灶钞、油榨钞、纸课钞、房地赁钞、当税等等，很多时候，朝廷也很难掌握地方到底收了多少赋税。
针对这些问题，王国光等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首先，就是一号令，明权责，征收赋税，乃是朝廷的大权，绝对不能够放任地方随意开征，要征收赋税的名目，税率等事项，都是要经过朝廷的批准才行，同时税务总署作为朝廷赋税征收赋税的机构，要严格履行职能，对地方加强监管。
同时将朝廷和地方的与赋税相关的机构如抽分场和地方的课税司、局等衙门，收归税务总署管理，加强朝廷的财政，消弭地方割据的可能，当然，受限于现在现实情况，为了解决地方的财政问题，部分的课税司局可以直接将所征收的赋税在经过朝廷的批准之后直接交付给地方州县，但是所得账目必须由审计署和税务总署予以审查核销之后才行。
第二就是定名目，确征收，大明工商赋税最大的问题就是名目众多，而且十分之繁杂，税率也不确定，这就给了地方官吏以上下其手的空间，王国光等人认为要由朝廷将征收工商赋税的名目予以省并，同时对于税率也予以明确，尽可能的避免地方官府上下其手，减少他们随意征敛的空间。
这点得到了朱载坖认同，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征收赋税是朝廷的大权，省并科则也有利于朝廷更好的掌握赋税的征收，这点是朱载坖最在乎的，财政大权是朝廷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和兵权一样是不能够分享的，对于省并科则，王国光等人也有了一些想法，并且准备上奏朱载坖了。
朱载坖这次的目的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对于非农业赋税予以调整，之前朱载坖建立起了海关关税的征收体系，这次要建立起包括工商赋税的非农业赋税的征收体系。
王国光等人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税收，第一就是禁榷赋税，就是对一些带有专卖性质的货物进行榷税的办法，主要包括盐、茶、酒、糖等重要物资，这些货物要么是有军国之用，具备战略物资的属性，如茶叶、糖，要么是属于百姓的必须之物，要朝廷予以控制价格的，如食盐，还有就是要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发展的，比如酒，对于这些货物实施专卖管理，不仅有赋税上的考量，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
比如酒课，在两宋时期，对于酒实施严格的禁榷制度，今一岁之入，解内御前酒库所者七十五万贯，酒税在两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据很大的比重，而在本朝对于酒完全是放任的状态，王国光等人认为是不妥的，不仅仅是因为酒税的数额极其庞大，对于财政很重要，更加关键的是，酿酒要消耗大量的粮食，是会影响粮食的价格和供应的，所以王国光等人认为，应当对于酿酒加以控制。
朱载坖同意了王国光等人的看法。
而第二部分就是财产税，主要是针对房屋、土地等的税收，其实大明在实际过程当中已经有了相应的一些规定的。以南京为例，有有房钞、房号、门摊银等税收，南京的房屋税中，房钞是通过对房屋进行排号，按照间数来征收的。
除了房钞之外，还有房号钱，房号钱是对城市居民的房产征税，虽仍按间征税，但却不同于房钞，不同之处在于房号钱是从城市里甲之役演变而来的。在大明城市中，居民也要承担差役，编审造册，维护城市治安，后因“私自课派，私雇总甲”的情况屡屡发生，因此官府提出以钱代役的政策，后演变而成房号钱，和均徭银的性质类似。
还有铺面钱，也叫门摊钱，是对城市中开设铺面的人户所征收的税额，由户部督税分司所属的龙江、江东二司征收，中城每年七、八查核开征，其余四城均为六、七月征收，冬季征收完成。税收按户征收，“每户每年收银三分三厘”，缴纳户部太仓，相当于是对商铺的征税。
除了对房屋的征税之外，还有对于土地的征税，有官房地租、官地基租、地基税，基地间架租，这些是对于租赁朝廷官地建造房屋所征收的赋税，而对于私产土地，一样也要征税，一是自己使用居住房屋的地基税，二是城市商业土地利用的地税，前者包括城市房基地税和地摊税，后者主要是对城市菜地、果园和其他非居住用途等征税。
可以说大明有关于土地房屋的赋税其实是非常之多的，王国光等人认为应当予以省并，将其合并为统一的财产税，针对房屋的大小、土地的性质、用途和地方的不同，确定税额，建议征收，两京和一些经济发达地方的当然是要多征税，其他的地方就要降低税额，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第三部分就是商业税，这个门类就非常之复杂了，包括市肆门摊税、塌房税、落地税和城市房地契税还有其他的各种杂税，在大明都被统称为商税，这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市肆门摊税了，所谓门摊税，就是“凡城市临街铺面前隙地，有支栅摆摊，卖货杂生理者，晚即收归，早则铺设，有司以为贸易取利，宜输官钱，名之曰门摊税。”
还有房地契税，是对城市中所有不动产如房屋、土地等出现买卖转让事实而产生的税款，其包括房地交易契税和契本工墨课钞，征收的税率是不动产价值的百分之三，也算是地方官府的一个重要税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