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于仁和郑松两人打了个机锋，雒于仁询问郑松春秋正义，而郑松的回答是纲常，为什么是纲常呢？因为在纲常中，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如果将这个东西反映到安南和大明上来的话，大明是宗主，而安南是藩属，作为藩属，安南的当然有义务服从大明，这点是郑松所清楚的，同时在纲常之下，对于宗主同样是有约束的，所谓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此君子所当学也。如纲不纲，纪不纪，虽有罗网，恶得一目而正诸。
郑松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大明和安南确实是藩属关系，这对于大明来说既是权力也是束缚，虽然大明可以借此干涉安南，倒是明目张胆的吞并安南，在法理上还是说不过去的，这点郑松是清楚的，郑松的想法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大明要问罪也罢，斥责也罢，郑松肯定是都受着，但是同时郑松也要高举安南是大明的藩属这个护身符，说明安南和大明之间的关系。
郑松的这个办法确实是有效果的，对于大明来说，是绝对不可能主动去破坏宗藩关系的，这点即便朱载坖是皇帝也不行，这不仅仅涉及到祖制的问题，更加涉及到大明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绝对是不能够轻易作出改变的，这点不仅仅朱载坖很清楚，郑松也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郑松就要高举大明藩属的牌子，作为自己的护身符了。
对于郑松的说辞，雒于仁并没有予以反驳，而郑松也以为自己的策略有效果了，使得雒于仁不好辩驳了，见雒于仁并没有反驳自己的说法，郑松开始频频劝酒，一众安南的儒臣们也开始劝酒，雒于仁是来者不拒，酒足饭饱之后，雒于仁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老问题，就是要面见黎维潭。
对于雒于仁的这个要求，郑松还是予以了推辞，他说黎维潭身体不适，无法接待天使，已经将此事全权委托给国相，也就是自己了，如果有国书等需要呈递的话，郑松可以代收。
雒于仁当即说道：“王可以假乎？”
郑松赶紧说道：“外臣不敢僭越也，但受命耳！”郑松的这种诡辩对于雒于仁来说根本就是扯淡，黎维潭受不受命给你郑松不过就是你郑松动动嘴的事情罢了，在这糊弄谁呢？不过雒于仁很清楚自己的使命，自己不是来解决安南国内的矛盾的，而是来问罪于安南的，说的更加直白一点，就是为大明征讨安南提供借口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是郑松把雒于仁给杀了，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不过郑松不傻，对于雒于仁极尽款待，就是不想给雒于仁任何发难的机会。
今日也算是酒足饭饱了，雒于仁最后说道：“本官有一言以相告，还望国相知之。春秋正义，其在忠孝，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雒于仁起身行礼，施施然离开了，留下了一众安南臣子们面面相觑，作为饱读诗书的人，他们当然知道雒于仁所说的话的意思，这是一个很着名的典故，西周时期纪国的国君看到齐国的国君对周天子很不尊重，便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就对周懿王说：“齐国的国君一直对您很不敬，现在您应该将他杀了，让其他不敬您的诸侯王看看，这就是不尊敬您的下场。”周懿王听后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就将齐哀公给杀死了。
没想到到了二百年后，齐国对纪国展开了报复，齐襄公即位后，在伐纪报仇方面表现得非常坚决。齐襄公即位的第三年，齐襄公就发兵攻打纪国，纪国不得不求救于鲁国，鲁桓公出面调停，组织会盟，纪国的危机有所缓解。然而，齐襄公并没有放弃灭掉纪国的念头。次年，齐襄公杀死鲁桓公和郑君子亹，纪国失去了鲁、郑两国的保护，形势急转直下。
齐襄公撕毁盟约，打着为九世祖报仇的旗号，再次兴兵伐纪，连下三城，驱其民而占其地。两年后，纪国分裂，纪侯之弟纪季将酅邑献给齐国，甘做齐国的附庸。一年后，齐襄公派兵攻破纪国都城，纪侯将剩下的国土交给纪季，出国逃亡一去不返，纪国灭亡。
在当时，齐襄公的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常规的，一般认为，家仇五世，到了齐襄公的时候，已经是九世之仇了，按理说齐襄公不应该再找纪国报仇了，当时的风俗是，家仇只论五世。但是公羊传认为国仇不受世代限制，而且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在儒家思想中，国仇是不同于家仇的，不受时间的限制。
圣人都曾经说过：“王道复古，尊王攘夷。十世之仇，犹可报也!”公羊传对此的评论是：“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
这是儒家思想的报复观念，也就是所谓的国仇不可忘，这也是雒于仁说春秋正义的用意所在，雒于仁是明确提醒安南人，大明要是征讨安南，理由不是什么安南不恭顺，而是复仇，复什么仇？当年宣宗撤兵之仇，安南人认为自己迫使大明撤兵，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但是对于大明来说，这就是宣宗皇帝的耻辱，安南侮辱了大明皇帝，这个仇自然就是国仇了。
朱载坖作为后世之君，无论是报复国仇，还是为先代之君洗雪耻辱，都是极为正当的，而且复仇的优先级在儒家思想中显然是高于宗藩关系的，大明拿出报复国仇作为理由，即便有宗藩关系，依旧是有正当性的，这点这些安南的臣子们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