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对于矿冶，一向是采取严厉控制的态度，太祖皇帝就曾经说过：“矿冶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况今凋敝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
从太祖皇帝开始，大明对于矿冶就是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在经历元末的大规模战乱之后，太祖皇帝不允许开矿其实是很正确的，因为朝廷在这个时候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以恢复大明的元气，不仅如此，为了打击民间的矿冶，大明律还以严刑峻法严禁民间私采矿藏。
按照大明律规定：“盗掘银矿、铜、锡、水银等项矿砂，但系山洞捉获，曾经持仗拒捕者，不论人之多寡，矿之轻重，及聚众至三十人以上，分矿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犯、再犯，问发边卫充军。若不及数又不拒捕，初犯枷号三个月发落，再犯免其枷号，亦发边卫充军。其私家收藏，道路背负者，止理见获照常发落，不许巡捕人员逼令展转攀指，违者参究治罪。”
在大明初年，这种制度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在整个洪武朝，朝廷的政策侧重于休养生息，以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为急务，力图尽快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巩固政权，对于矿冶采取了相对严厉的禁止政策。但是在洪武末年，太祖皇帝也调整了相关的政策，放松了对于矿冶的管理。
但是在成祖朝，朝廷对于矿冶的态度再次收紧，成祖厉行矿禁，填塞许多矿洞矿穴，将采煎银矿者或杖或流。还限定每处铁矿场仅设置一座炼铁炉，每炉不得超过50人。“若有多聚炉丁及别省人称首者”，拿获押往官府从重治罪，递解回原藉，采取严厉禁止的方式。
但是到了英宗朝，朝廷逐渐放松了对于矿冶的管理，英宗就曾经下诏称：“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
从孝宗朝开始，朝廷就开始逐步放松对于矿冶的管理，同时以抽分或者向各省摊派物资的方式收取矿税，其实逼迫朝廷放开矿禁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减弱，虽然朝廷也曾经多次重申矿禁，但是从成祖以后，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下降，地方官府也很难控制自己的辖区，地方的豪强们为了获取利益，不顾朝廷的禁令开矿，已经是根本无法禁止了。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朝廷本身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大量的欠税和频繁的用兵使得朝廷的财政不堪重负，为了维持财政，不得已放松对于矿冶的禁令，想要以此获取赋税，用来填补朝廷的用度不足，而且不少官员们也上疏要求放松对于矿冶的禁令。
尤其是在嘉靖朝后勤，由于持续的用兵和大量的营建，朝廷的开支浩大，用度不足，很多官员上疏请求放开矿禁，以增加朝廷的收入，之前有官员上疏称：“方今国计告绌，经费罔极，宗藩之禄入，属国之缯帛，屯戍日增，河漕岁溢，种种待用，生生靡给。而又加以天灾流行，飞蝗游魃，垄亩为劳，米薪是急，公私双顿，入不逮出。天地固有自然之利出于常赋之外者，下不瘠民，上不损官，孽利盐田，产获铜山，古之人皆用之。今之矿洞，诚国家之外帑也。今议者多惮始事之劳而谬为迂虑，而委至宝于土壤砂石之内，所可惜也！”
他们认为开放矿禁能够使得朝廷的财政危机缓解，但是无论是嘉靖还是当时的首辅严嵩、徐阶，都坚决不同意，严嵩反对的原因很简单，他曾经在奏疏中说过：“今众论纷纷，言及矿禁，愚以为矿禁一开，有八可虑，一曰矿盗哨聚，召乱之可虑；二曰矿头累极，土崩之可虑；三曰矿夫残害，逃亡之可虑；四曰矿兵粮缺，噪呼之可虑；五曰矿洞遍开，浪费之可虑；六曰矿砂银少，逼买之可虑；七曰民皆开矿，失业之可虑；八曰奏官肆横，激变之可虑。而矿冶于官无大益，而结怨于民，他日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之数矣。”
严嵩等重臣对于开矿是极为警惕的，这些矿工大多都是悍勇之辈，为了钱财身家性命都不顾，一旦聚集起来，对于朝廷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这点严嵩和徐阶等人是极为清楚的，所以终嘉靖一朝，无论朝廷财政多么拮据，朝廷仍旧在坚持矿禁，并没有放松。
而到了本朝，徐阶、李春芳、高拱等人同样是持这个态度，虽然朱载坖兴办了大量的官营工场，开发矿冶，但是对于民间的矿冶，仍旧采取的是严禁的政策，甚至在修订大明律和大明律例集结的时候，再次重申了矿禁。
在隆庆十五年所颁布的大明律例集结中，仍旧规定：“凡盗掘金、银、铜、锡、水银等项矿砂，每金砂一斤，折钱二贯，银砂一斤，折钱四百文，铜、锡、水银等砂一斤，折钱一百文，俱比照盗无人看守物准窃盗论。若在山洞捉获者，分为三等：持仗拒获者为一等。不论人数矿数多寡，及初犯再犯，不分首从，俱发边远充军，若杀伤人，为首者，比照窃盗拒捕杀伤人律斩。其不曾拒捕，若聚至三十人以上者为二等。不论矿数多寡及初犯再犯，为首者，发边远充军，为从者，枷号三个月，照罪发落。若不曾拒捕，又人数不及三十名者为三等。为首者，初犯枷号三个月，照罪发落，再犯亦发边远充军。为从者，止照罪发落。凡非山洞捉获，止是私家收藏，道路背负者，惟据见获论罪。”
对于私自采矿甚至加重处罚，明确可以处斩，朝廷对于矿禁，仍旧是非常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