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地棍，一经拿获，直接流放，没有任何多说的，同时还要严查官府之中和他们将勾结的人，凡是官府中人和这些地棍、讼棍勾结的，一律予以严惩，加三等从重量刑。
同时还要改变地方官员们想法，现在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多地方官员们认为要达到使民无讼，刑期无刑的状况，才能够证明地方治理的效果好，但是实际上远不是这么回事，由于经济的发展，百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各种诉讼发生的频率自然是相应的提高了，这点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地方官员们再想和之前一样，减少诉讼是显然不可能的了，随着大明的经济发展，常常因为小事成讼，微隙小嫌，也容易兴词告讦，虽然地方官员们一再教化百姓，要求百姓们不要轻易上告，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诉讼与日俱增，这点是很难纠正的。
劳堪以总督之尊，也曾经发过告示称：“凡有微隙小嫌，动辄兴词告讦，即使明白问官片言折狱，犹不免守候株连妨工废业之苦。若遇不明官员生事，衙役需求诈索，无所不至。即使发难之人、徙讼之单，未有不幡然懊悔者。刁险之徒每每工于构讼，凡告一词无论口角小隙，户婚田土，架起最大题目报泄私忿之外，又必罗织无辜殷懦多人或或赘词尾或牵证佐兼之。此非良善之所为也！”
但是收效甚微，苏松等地的官司是与日俱增，这点是大势所趋，朱载坖也下旨给地方官府，嗣后由朝廷专司负责司法，地方官员对于百姓的诉讼也不必过于阻拦，但是对于这些讼棍，朱载坖认为确实是要处理的。
朱载坖召集地方和督师大学生沈鲤还有随行的重臣们一道商量此事，地方官员们看法是很明确的，就是坚决打击这些讼棍，维护地方官府的权威，对于地方官府的这个看法，朱载坖认为也是合理，一些讼棍在地方搅扰，搞得地方不能安宁，影响了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
劳堪就说道：“陛下，衙门小吏勾结讼棍、匪徒，择肥而是噬，唆使与讼也。查无情之词，弊端百出，有本人挟仇报复或骗诈不遂或情理本亏，因而诡捏事故，牵控多人，遽呈之后，即潜身远遁或暗通差役，匿不赴案。但欲被告之人受其拖累，以为快着，又有无赖棍徒，行踪诡秘，揣人肥瘠，伺人衅争间抵隙，乘饥播弄，务令讼成，从中取利。甫告于州县旋控于上司，结状未乾又复翻告者，以上两类，亟应严惩。”
对于劳堪的这个看法，朱载坖认为是应当予以支持的，对于那些和衙门小吏相勾结的讼棍，确实是要加以严厉打击的，对于这些讼棍，绝对不能容忍的，一经拿获，即行严惩。同时朝廷安排的推事、推官等，都是经年处理案件的老手，他们熟悉司法，能够甄别其中的蹊跷之处，一旦发现有原不必争而争之，原不必告而告之，涉及到讼棍在其中挑事的，立即予以处断。
同时对于诬告、扳累、牵害等事情，要加以严查，发现就要立即予以查处，同时就是要加强对于这些讼师的管理，现在的讼师，没有入行门槛，只要自己粗通文墨，熟悉律条就行，这显然不是办法，朱载坖认为，要以考试的形式，加以管理，只有通过朝廷组织的明法考试，由朝廷发给执照的，才能够从事讼师行业，否则的话，不能够从事讼师，规范讼师的管理。
朱载坖就直接指出：“现今之事，乃是承平既久，生齿日繁，读书不第之徒、饥寒无赖之辈计无复之，流而为匪，于是投间抵隙，播弄挑唆，利于成讼，藉恣鱼肉愚民，易惑动陷网罗。又有衙门吏胥表里勾结，因案生案，愈增愈多，愈难了结。朝廷需以严法制之，以彰其咎。”
朱载坖命令首先在南北直隶和浙江三个地区实施讼师考核，和其他考试由礼部和派出的提督学政组织不同，由于讼师的考试是专科考试，所以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来组织，要身家清白之人才能够参考，凡是积年讼棍等，地方官府在审核的时候就不予出具准考证明，不限功名，以考核明法为主要的要求。
同时在诉讼多、讼棍多的南直、浙江等地，要专门对这些讼棍予以打击，朱载坖下达诏书称：“朕闻南直浙江等地，诉讼成风，官府既不堪其扰，百姓亦颇受其害。惟有严拿讼师、重惩诬告，可以稍清其源。自今日后，凡上告者，推事等问官必严审呈词，杜其来路，先期严谕代书有遽呈者，必讯明稿系何人所作，即将姓名住址注明稿上，不准以过路不知姓名人搪塞，牵控别事者不准，牵涉多人者不准，字数逾格者不准。凡代人诉讼，敢捏词诬告者，与之同罪。大理分司等法司衙门，放告之期，必须亲坐大堂，逐一细问，除理直准收、细故劝息外，如系虚捏必有破绽，问官审明查实，即送有司严惩不贷。若究出讼师，尤应立拿重办。如此惩一儆百，匪徒自闻风而遁。”
同时也要要求推事、推官等司法官员在接受状纸，审理案件的时候务必实心用事，因为这些讼棍往往目的包告准而不包告赢，只要司法官员在审查状纸的时候加以用心，讼师之伎俩不可能成功。
还有对于积惯讼棍予以缉拿，允许百姓直接向官府举报这些讼棍，一经拿获，奖励首告之人，同时派遣厂卫随处密访，如有积惯讼棍潜藏境内，刻速捕拿，尽法惩治，毋稍宽纵。各处的巡检司作为基层治安部门，要发挥作用，对于辖区内的讼师，要予以调查，果系积惯讼棍的，要立即予以查明缉拿，移送法司严办，在实施讼师考试之后，不准没有通过考试的人充当讼师，违者严惩不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