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讼师，地方官员们虽然是喊打喊杀，但是实际上地方官府能够做的事情并不多，地方官员对讼师虽然深恶痛绝，重刑严拿，但在实际司法审判过程中，并不会对所有疑似讼师之人全部定罪，多以劝诫吿谕为主，使其自身幡然醒悟为重。
而且地棍和讼棍往往勾结在一起，使得地方的司法环境极为恶劣，州县官员们在上疏中就称：“无赖棍徒，呼朋引类，结队成群。赌博是其生涯，讹诈视为恒业。或讬送货物聚众硬索于街坊，或散帖庆生恃强勒厌与乡曲，习惯自然肆行无忌。”
这些地痞无赖自然是朝廷的重要打击对象，由于经常要吃官司，他们和讼师的关系天然就很近，而且地棍设局诈骗往往需要与诉讼取得联系以便能获取大量钱财。所以他们勾结起来，并不稀奇，讼师们利用自己精通律法，与这些地棍们勾结在一起，在地方敲诈勒索，获取钱财，这些事情已经是并不鲜见了。
而且这些人还懂得利用朝廷的政策，严抓斗殴就以伤讹人，同情佃户就状告业主，抓住所有机会以讼获利，近乎讼棍也，尤其在南直隶各州县，这些人非常之多，地方官府对他们很头疼，不过在朱载坖看来，要收拾这帮人并不困难，朱载坖首先是命令南直总督劳堪和锦衣亲军搜集这些所谓地棍、讼棍的详细情况，摸摸他们的底。
对于这些所谓的地棍、讼棍，地方官府确实是极为头疼，苏州府就曾经发布过告示称：“户婚田土钱债及一切口角细故，乃民间常有之事。本人虽然怄气，未必一定告状。棍蠹从中挑唆，辄自谓熟识衙门，门丁书役与我相好，我可包告包准。既可出气又不必多花钱文。迨既告之后，百般盘剥，却不怕他不花钱，不由他不多花钱，借债卖田，案犹未结，倾家荡产。”
劝告百姓不要轻易告状，以免受这些人的胁迫，但是虽然官府再三谕令，但是这些人仍旧在地方搞风搞雨，用劳堪等人的话说就是赌博是其生涯，讹诈视为恒业，他们没有胆量干什么大事，他们所干的这些事情，充其量也就是能让地方官府判个杖刑等，大罪不犯，小罪不断，说的就是这些人。
赌博和讹诈是他们最常见的谋生手段，赌博之事，输了易因一时之气挑起争端，赢了也是损人利己，只有设局之人方能从中获得大量利益，因而成了很多地棍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他们在进行讹诈一事时，往往亲属相帮，成群结队，寻找借口后再加以辱骂闹事与武力威胁等行径，使得“温饱者惧累而不敢控告，孱弱者畏威而莫与撄锋，往往忍气吞声，受其毒虐而该棍徒等亦因莫敢与较，益无忌惮矣。”甚至与讼师勾结，以诉讼来恫吓百姓，逼迫百姓给他们大笔的钱财。
劳堪等地方官吏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严厉打击讼棍，这些讼棍多是生员，现在生员无赖化与贫困化加剧，粗识文字的读书人为了生存，开始从事原先为士人所不齿的下九流勾当。讼师以打官司为生，讼费颇高，因而当时很多读书人从事这一行当，劳堪他们建议，对于从事讼师的生员，直接革去功名，朱载坖并没有立即同意这个办法。
朱载坖正在查看锦衣亲军的有关奏报，从事讼师的，基本上都是秀才，监生都很少，这些人大多确实是因为生计问题而选择从事讼师这个行业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讼师都能够的锦衣玉食，大部分的生员从事讼师也是为了糊口罢了，只有他们能够和衙门小吏和地棍们勾结起来的讼师才能够获取重利的，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
所以朱载坖在批复劳堪等人的奏疏中称：“生员身列黉宫，包揽词讼，诚为不法。但未经审理，遽黜其名，其中岂无屈抑，其败伦伤化、包揽词讼、武断乡曲、过恶彰闻者，即行革除！”
朱载坖很清楚，生员充当讼师，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生员为了应试，是系统学习过大明律的，他们没有生计，科举无望之下，自然会选择充当讼师以维生，这点并不能够苛责，朝廷不能把他们都逼上梁山，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讼师以打官司为生，讼费颇高，因而很多读书人从事这一行当，大部分的生员从事讼师，也只是为了谋生而已。
朱载坖认为，对于这些讼师，要采取多种办法予以处理，第一就是官代书，官代书属于在官人役，是在官府正式档案中登记在册，由正规考试遴选出来的。其与讼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些简单的案件，由官府的代书代为书写状纸，减少这些讼师在司法中的干涉。
按照大明律例集解的规定：“遇有因事欲控不能自书词状者，即照例随其口诉据实书写。呈尾注明依口代书字样。如系本人自作，仅令代写者即注本人自作字样。如系旁人代作，仅令代写者亦即将代作者是何姓名、住址何处、年岁若干一一询明，开载呈尾。”
设立官代书，一方面是解决部分生员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其状纸必须要有一名代书书写并盖上官颁的代书戳记，以防止讼师们或者说“讼棍”在里面添加一些不实之词，避免这些讼师们捏造证据，以保证状纸如实陈述。
除此之外，就是要严厉打击这些讼棍和地棍，对于这些地棍，朱载坖认为要严厉打击，绝不轻纵，地方官府对于这些人的处罚过轻，朱载坖认为，将这些地棍，抓获之后，分开流放，吉林、哈密、大宁、河套、台湾、缅甸、广西等地都是可以选择的，将同案犯分开，防止他们到了流放地之后再结伙作案，破坏朝廷秩序，维护地方安宁，充实边疆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