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到了现在，大明君臣们也很清楚，要想彻底禁绝私盐，对于朝廷来说是不太现实的，现在官民商皆以私盐为利。私盐价廉质优，民乐于食，此不待言。商人运贩私盐，无税费之纳，无守候之艰，购销时间短，资金周转快，其利甚巨，法难禁止。
庞尚鹏也说道：“彼其买场盐也，朝贸而夕即可售，售必倍，则不难增价以饵灶。及其卖盐也，朝售而夕复可贸，贸必倍，则不难减价以速化。增价饵灶，则奸灶不乐售于官而乐售于私。”
大家都很清楚，官盐没有竞争力，完全是靠朝廷的行政命令加以保证的，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欲多行官盐，必危及私盐。而私盐在市场上反较官盐更具竞争力，原因在于官盐价昂质次，私盐价廉质优。官盐税重，又要负担种种需索，成本高，售价必昂；私盐无需纳税，成本低，定价自由。
要想彻底禁绝私盐，难度是很大的，但是王锡爵很清楚，朝廷又必须严厉打击私盐，这样才能够保证朝廷的盐税，作为朝廷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盐税仍在大明的财政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开中也是补充军储的重要手段，基于这两个理由，朝廷必须严厉打击私盐。
而正如庞尚鹏所指出的一样，对于朝廷来说，想要限制私盐，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控制私盐的制造，改善灶户的待遇，尽可能的减少私盐的产出，除此之外，王锡爵还提出了一点，就是对于武装贩运私盐的，要坚决予以打击，王锡爵认为聚众武装贩私，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对于朝廷来说是最危险的。
根据两淮运司的奏报：“江淮间盐徒高樯大舶，千百为聚，行则鸟飞，止则狼踞，动辄杀伤官兵。”
所以王锡爵在给张居正的题本中认为：“两淮所奏，自仪真抵南京，沿江上下；自芜湖至湖广、江西等处，具有盐徒驾驶遮洋大船，肆行劫掠。此等盐徒，不早扑灭，诚恐日久延蔓，渐成厉阶，必为心腹之患。宜以官军痛加绞杀，以正国法。”
王锡爵对于私盐问题，提出了三大建议，第一就是严法纪，要加强对于私盐的打击，尤其是地方官府，要承担起对于私盐的打击责任的，王锡爵很清楚，仅仅依靠盐运司是很难打击这些私盐的，更何况盐运司很多时候不仅起不到打击私盐的作用，反而是和这些私盐贩子沆瀣一气，一道贩运私盐。
所以王锡爵的建议是在大明地方设立盐法道，加强地方对于私盐的打击，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布政司，以屯田佥事各兼管盐法，两直隶则巡盐御史责成于府、州、卫、县官，其佥事等官俱听都御史、御史节制，赋予盐法道专管验引、稽拨事宜，一切囤积、夹带私盐之弊严行禁治。
盐法道是朝廷设立在地方专门禁绝私盐的专官，负责一定区域内的私盐打击，直接对巡抚和总理盐政衙门负责，于各行盐地方缉捕私贩之徒，照例问罪发落，盐没入官；其巡捕官军人等，敢有与兴贩之徒通同作弊者，一体治罪；运司官及吏人等，若因循怠忽、旷职废事、或贪图贿赂致损官课者，许其指实参呈究治。盐法道的重要职能就是管理退引，收缴辖区的退引，掌握食盐的流通情况，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督促地方官府打击私盐，对于州县官员打击私盐不力的，指名题参，若是不能题参，而辖区私盐泛滥的，巡按御史就要予以题参。
第二点就是恤灶户，提高灶户的待遇，加强灶户的管理，以减少盐场私盐流通，不许商人直接赴厂买盐，仍旧实行官收商买的制度，即灶户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量的食盐实物，这被称为额课，也就是官盐正额的来源，之前朝廷盐法废弛，准允这些灶户们以折色银缴纳正额官盐，使得官盐更少，私盐更多。王锡爵认为应当予以禁止，重新恢复本色盐的缴纳。
而且为了刺激灶户的积极性，应当将灶户除了正额官盐之外的一应赋税全部予以减免，以保证灶户能够专心为朝廷办盐，同时以钱粮收买灶户余盐，储存于运司仓库，无论正盐余盐，一律编引发卖，尽可能的减少余盐出场，从源头上减少私盐的数量。
第三点就是在运输环节加大查缉力度，于关津、水路查禁私盐，私盐的贩卖，主要也是依靠水运，尤其是长江、运河、珠江等重要的水道，都是私盐运输的重要路径，但是这些盐枭百十成群，又有兵器等违禁物品，都是一帮亡命之徒，等闲的衙役、民壮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在江河之上，难以堵截。
所以王锡爵奏请调动官军和操江等水师，用于查禁私盐，对于敢于暴力抗法，要坚决予以剿灭，严厉打击武装贩卖私盐。
王锡爵将自己的题本交给张居正，张居正看了之后说道：“元驭有心了，老夫就将此本上陈陛下，等候圣裁。”
同时经过内阁与相关部院、地方衙门商讨之后，终于将各运司的行盐地方予以确定下来，朱载坖随即予以批准，以明发上谕的形式昭告天下，同时将所有盐税收入收归朝廷，而且命令内阁与各部院一道，修订诸司执掌，所谓诸司执掌，就是大明朝廷的责任清单，该书以官职为纲，下分十门，分别详细地规定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官制及其职掌。
不过现在的诸司执掌是洪武年间编定的，已经落后的，朱载坖命令重新修订，同时将地方各级衙门和官吏的执掌也编进去，作为朝廷考成的依据，起到确定朝廷各衙门和地方各级衙门的权限的作用，厘清朝廷和地方的权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