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每年大明从举人中选取的官员并不多，一年也百余人左右，三年下来，不过三百余人，而吏员的考选科进士一样，是三年一次考选，考选的人数也和进士一样，为四百人，这样大明每三年考选的官员数量就已经超过一千人。
这次朱载坖还要开设明法、明算两科，又要增加录取官员的数量，朝廷上下为此都很担心，前宋冗官之弊历历在目，张居正也认为官员数量太多的话，日后将会对朝廷的财政构成很沉重的压力。
朱载坖当然也知道这点，官员冗滥对于大明绝非好事，但是大明到底是否出现了冗官没有呢？以两宋为例，两宋文官最多的时候，内外见任官四万八千人，是多于大明现在的官员的数量，而且两宋的疆土怎么能够和大明相比呢？大明的疆土远远大于两宋，两宋以半壁河山，尚且有官员三四万之多，而大明的现在官员数量不过四万六千人，相比于两宋，朱载坖认为冗官还尚且谈不到。
朱载坖于是问道：“张师傅以为什么是冗官？”
这个对于熟知经史的张居正来说自然是小问题的，所谓冗官，就是冗滥之官，虽然食朝廷之俸禄，但是并不给朝廷创造价值的官员，冗官的危害，在两宋是最为严重的，这点朱载坖是深知的。
但是朱载坖同样也知道，两宋的冗官原因并不是取士过多，朱载坖直接对张居正说道：“两宋之冗官，恐怕不是因为取士过多才形成的吧？”
这点确实是的，张居正也不得不说道：“圣明无过陛下，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
这就是了，两宋出现冗官的现象本来就是不是取士所造成的，两宋取士固然是多，但是比之科举更加厉害的是恩荫，高官的儿子、孙子、亲戚、甚至连学生、家仆也能得到恩荫，而且次数极为频繁。
仅就朱载坖所了解的，一是大礼恩荫，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祭祀，皇帝皇后进行祭奠时，可以为随行人员进行荫补。也就是现场就给手下人官做，但是给官做也要分等级来给，不是随便就给的。比如，皇太后有4个名额，她可以给自己的侄子，也可以给娘家的任何人；皇后有2个名额，也是什么人都可以给；其余官员按照品级进行荫补。
二是圣节荫补，每年皇帝过生日的时候，皇帝会以赏赐的名义发放很多恩荫的资格。这些恩补的名额，也是按照等级来分的。比如宋太宗时期就规定，尚书省四品以上、两省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向皇帝推荐1个自家的人当官，推荐的人选一般是自己的儿子、侄子等有血缘关系的人。到了宋仁宗时期，名额就越来越多，恩补的人员也越来越杂，所以说宋仁宗的仁，其实是有对象的。
三就是致仕恩荫，官员在自己退休时，可以享受到恩荫照顾，他的儿子孙子或者近亲可以获得官职。宋仁宗时期规定，只要是六品以上的官员退休，就可以在退休时恩补3个人当官。这3个名额，可以是他的儿子、孙子，也可以是他的侄子。后来演变到他的门人、仆人都能够顶替当官。
最为变态的就是所谓的遗表恩荫，原本高官宰执们在临终之时，可以上表朝廷将自己的侄子亲戚求官。这种行为起初只是极少个别的例子，可是后来变成了一种制度。凡是六品以上的官员在病重或者年老即将死亡时，就能够直接按照名额恩补他的亲人做官，不用本人再向朝廷申请。
所以其实两宋的官员之冗滥，并非取士所造成的，这些无节制的恩荫才是造成两宋官员冗滥的原因，而大明在这方面是吸取了两宋的教训，大明对于恩荫的限制是很严格的，除非阁老重臣，不得恩荫，而且恩荫的职务多是武职，而非文官，总体上来说，大明对于恩荫控制的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
至于是否会出现冗官的问题，朱载坖认为至少暂时不会，大明现在是在补齐地方官府的缺额，以唐代为例，唐代一州，州衙之后，从知州到参军一共有品级的官员是二十三人，而大明一州甚至是比州更大一级的府，一般只有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等有品级的官员不过十人，远远少于唐代。
县也是一样的，大明的基层官府过于简单，以至于朝廷和地方官府无法有力的控制地方势力，这点是朱载坖从即位以来就一直试图纠正的事情，而要想加强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首先就要增强地方官府的实力，需要更多的官员。
所以朱载坖认为，现在大明暂时还不需要担心冗官的问题，不过朱载坖也很清楚，不能无节制的取士，官僚队伍的急剧膨胀，对于朝廷的财政来说绝非好事，朱载坖认为确实是要有意识的控制官员的数量。
朱载坖和张居正商量，明法、明算两科每科一次只取二百，两科不过四百人，和进士科的人数相当，不仅如此，还要建立强制致仕制度，根据品级，由吏部设定一个年龄，超过这个年龄的必须致仕，但是可以在品级上予以优待，稍微予以提拔，同时给予在职时期十分之六的俸禄，作为退休金，让他们将位置腾出来给年轻人。
还是对于中进士年纪就比较大的人，吏部在铨选的时候也要注意，予以倾斜。对于朱载坖所提出来的两科四百人的录取方案，张居正还是同意的，不过张居正认为，很多官员们恐怕还是会予以反对，主要的理由就是担心冗官。
朱载坖当然知道事情不会这么顺利，朱载坖命令内阁、吏部、都察院、户部等衙门，与地方官一道，要确定大明到底需要配置多少官员，具体到县，将大明所需要的官员列出来，然后再举行大朝会商量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