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在冬月初八那天老的。
那年他十二岁。
在这之前，得知父亲卖掉了家里最后的一块田产，二仙堂掌柜的就不再给父亲赊账了。
告贷无门，走投无路时，父亲像一只被拆除支架的灯笼纸，回到家里，瘫散在母亲的炕上，骷髅一样的肢体，像刚被砍了脑袋的蜥蜴，在炕上翻滚抽动着，嘴里语无伦次地哀求母亲，“永信他妈，救救我，就一次，最后一次，一泡就行。”
母亲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嫁到甄家做了受气的媳妇，一辈子忍气吞声惯了，感情的神经，早就麻痹了。
她无视丈夫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坐在炕稍一针一线地纳鞋底儿，像什么也没听见，直到丈夫滚爬过来，揪住她的裤褪儿哀求，才把针停在半空，抬眼扫了下丈夫：“行啊，拿钱来吧。”
难受的丈夫知道妻子在嘲笑他，对鸦片的需要让他忘记了尊严，接着哀求，“行行好，永信他妈，先拿你的手镯典了，等有了钱，就赎回来。”
包括手镯在内的金首饰，是母亲娘家把她卖到甄家换来的嫁妆，每当胡作非为的丈夫惹她不顺心时，她就会觉得，自己手腕上戴的不是手镯，而是镣铐。
母亲生气地把针别在鞋 邦上，起身下炕，没好气地说了句：“你去死吧！”
丈夫听话地翻滚到炕里面，鸡啄米似地拿头碰撞窗台，一会儿额头就鲜血淋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嘴里发出公羊被宰时的惨叫。
叫声那么凄惨，穿过窗棂绕过屋脊，传到街上。
刚从学馆放学回来的儿子，在大门口一听到叫声，心就紧缩了一下，迈过门槛时，差点儿绊了一跤，直到急三火四地穿过两道门洞，推开房门时，才稍微放心了一些，因为那会儿母亲正若无其事地往锅里淘米，眼角噙着欲滴未滴的两颗泪珠。
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打他记事时起，就隐约记得母亲眼里似乎老是噙着泪水。
“俺爹怎么啦？”儿子惊虚虚地问。
“要死啦。”母亲仍那么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儿。
常常都是这样，无论家里有什么好事或坏事，都很难从母亲脸上表露出来，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儿子都疑心母亲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并不爱他，她的表现，倒更像是这个家里的仆人，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对这个家庭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
父亲却不这样，虽说青灰色脸上素常也不流露什么感情，但言谈举止中，儿子却能体验到一种关怀，那叫父爱。
儿子没理会母亲的气话，转身来到炕前，刚看一眼炕上躺着的父亲，浑身的汗毛孔就竖立起来，刹那间觉得脑袋膨胀得像笸箩一样大，两腿觳觫，膝盖处倏然失去了支撑，依到炕沿儿，才没摔倒。
甄永信看见往日父亲油光发亮、梳理得整洁的辫子，已经披散开来，一堆乱草一样散在炕上，此时正两手薅住两绺头发，狠命地向相反的两个方向拽着，仿佛在惩罚一个被他征服了的宿世仇寇，满脸乱涂着血泪鼻涕，酷似一个蘸了血的葫芦，干柴一般的枯腿棒，不住地叩打着炕沿，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一看见儿子，父亲像见到了救星，蜥蜴一样从炕梢爬来，抓住儿子的手，不停地哀求，“救救爹，救救爹，快找大红喜，去给爹要一泡，最后一次。”
剧烈的恐惧，让儿子丧失了理智，没敢多想，转身出了家门，径直来到夫子庙西街拐角处的二仙堂。
父亲刚才说的大红喜，就在二仙堂楼上走廊西头的房间里。
从前父亲曾带他来过这里，那年他六岁，父亲领他走进正厅，和柜上的人打过招呼，就走上木头楼梯，拐过一道墙角，顺着走廊直到西头，进了用红漆漆过的房间。
房间里挂着粉色窗帘，床上罩着锦缎鸳鸯戏水床罩，床头放的不是床头柜，而是一张酸梨木雕花四角圆桌，后来听母亲说，那是父亲从家里搬来的，当时说是借给大红喜用用，后来就再也没有还回来。
屋里焚着香，但女人的粉旨气和鸦片烟味，超过了香炉里飘出的香味。
一个身穿绿底儿红边儿锦旗袍、嘴唇猩红的女人，在他刚跨过门槛时，就一把把他搂在怀里，像亲自己儿子一样拿嘴在他脸上乱亲，浓烈的脂粉味，呛得他透不过气儿，可那女人还是不停地怂恿他，“叫妈，快叫妈，给你糖吃。”
甄永信倔犟地紧绷着嘴，不肯叫妈，那女人就坐在床上，把他放在自己肉墩墩的大腿上，拿手去掏他最怕人的地方，边掏边说，“吃一个，吃一个！”
一边咯咯笑着，一边拿手做出要抻掉那玩 艺的姿势。
父亲放任这女人放肆地捉弄自己的儿子，青灰色的死人脸上微微泛出笑意，眼里流露着得意，正是这种鼓励，才没使儿子感到过分紧张。
那女人一直捉弄累了，才把他放下，拿出各色小点心，放在圆桌上，让他随便享用，自个儿就拉着父亲躺到床上，拿过一杆烟枪，对着烟灯，一人一口地享受起来。
那天的午饭，甄永信已记不清是几个菜，有哪些东西，总的感觉，像过年，临走时，女人又给他兜里塞满了糠果。
事情本来是可以瞒过去的，可是他的天真，却把事儿泄露了。
为了在母亲面前显摆，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印花蜡纸裹着的水果糖，剥开后要塞进母亲的嘴里。
母亲一看见这种糖，就起了疑心，沉着脸问，是从哪儿弄来的，他就不知深浅地说，是一个叫姨妈的女人给的，同时，他脸上女人的口红印，又证实了母亲的疑心，母亲突然就变得像头母狼，把他的头夹在腋下，剥掉他的裤子，拿鸡毛掸狠抽他屁股，疼得他杀猪似的嚎叫。
父亲想救他，但显然不是身体健壮的母亲的对手，“嗐，不就是几块糖吗？”父亲伤心地说。
“他身上有股婊子的味。”母亲伤心地哭了，手却一刻也没停下，嘴也不停地骂着。
甄永信都记不清了，那天母亲打了多长时间，最后屁股都木胀了，肿得像个染了色的红饽饽。
挺长一段时间，甄永信都有不敢坐着，晚上只能趴在炕上睡觉，这是他一辈子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挨打，好像也是母亲唯一一次打他。
正是这次打骂，甄永信才断断续续地知道了些有关那个女人的事儿，她叫大红喜，是二仙堂里的婊子，父亲长年包着她，一度曾想纳她为妾，但母亲提出了两个条件，最终打消了父亲这个念头，其实，这两个条件再简单不过了：要么把她休了，她回娘家去；要么把她杀了。
其中后一个条件，父亲是万万不敢的，父亲胆小如鼠，平日里看见别人打死一条蛇，都能把他吓得心里乱颤。
而前一个条件呢，比较简单可行，只写几个字儿就行，可是想想自己是从五品官员的儿子，一个三进的深宅大院儿，娶一个婊子上堂……一想到这一点，父亲就不得不打消纳妾的念头。
不过从那时起，父亲就不再回家，他把二仙堂大红喜的房间当成了家，只是有事或者想儿子时，才偶尔回家看看，回家时，瞅妻子不在，偷偷往儿子兜里塞几块糖果之类的东西，并小声嘱咐，“别叫你妈看见。”
临走时再给妻子扔下一块大洋，当作母子二人日常的开销。
儿子一直认为，母亲并不像父亲那样爱他，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曾怀疑自己并不是母亲亲生的，而是大红喜生的，由母亲抱养的，这种想法直到他长大后才打消，因为懂事后，每当想到自己有可能是婊子养的，这种想法就会折磨得他坐卧不安。
当儿子屁股渐渐消了肿，母亲就托人捎信儿给父亲，让他回来送儿子上学。
父亲回来了，送他进了前街礼贤书馆。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时间跟父亲到二仙堂了。
二仙堂还是老样子，老板娘还那样浓妆艳抹，妖里妖气，一边搔首弄姿地招呼进出的客人，一边贼眉鼠眼地和街上的行人调情，一边用涂了血指甲的手往嘴里送瓜籽。
看见甄永信走过来，脸色就变得不阴不阳了，不再像几年前父亲领他来时，见了面就夸他长得乖。
“哟，这不是甄家的大少爷吗，你爹死哪儿去啦？还欠我三块大洋呢。”
“我找大红喜。”甄永信直耿耿地说。
板娘的脸立时就变得难看了，“兔儿崽子，大红喜是你叫的吗？”
幸亏大红喜听到楼下的声音，推开窗，让老板娘放他进来。
顺着当年父亲领他走过的道儿，他推开了那间房门，大红喜着一身大红旗袍，正对着镜子绞眉，从眼睛的余光瞥见他愣在门口，轻声问了一句，“你爹怎么样啦？”
“他快死了！”他故意把“死”字儿说得重一些，指望能打动大红喜，让她转过头来拿正眼看他一眼。
不想大红喜像似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或者说，早就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仍那么纹丝儿不动地坐着，小心翼翼地捻着绞眉的丝线。
“是你爹叫你来的？”大红喜明知故问，“说吧，什么事？”
“往你借一个大烟泡，就一个，最后一个。”甄永信揪心地说道。
大红喜收起绞眉的家什，懒散地起身，走到床边，从一个精致的小木匣上拉开一个小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蜡纸裹着的中药丸子似的东西，随手递给他，叹了一口气，“咳，你爹这一辈子，就毁在这上面了。多大的一个家业，一千多亩好地呢。都让他败坏啦。”
停了停，又说，“回去告诉你爹，我也没有了，就剩这一丸了。”
离开二仙堂，甄永信攥紧了手里的东西，像攥着父亲的命，赶紧往家跑。
正在炕上翻滚的父亲，从儿子手中抢过中药丸似的东西，几乎来不及把那层透明的蜡纸剥掉，就整丸吞了下去，眼里倏然露出舒坦的神情，停止了滚动，也不再鬼哭狼嚎。
这一夜，全家人睡了个安稳好觉。
第二天早晨，母亲起身做饭时，闻到一股浓烈的腥臭味。
起初，她疑心是儿子大便时不小心，把屎蹭到了裤子上，可儿子醒来时，却说他跟本就是光着身子睡觉的。当她去推醒丈夫，想问问是不是把蹭上大便的衣服穿回家时，却发现丈夫这时浑身冰凉，硬得像块石头。
母亲吓了一跳，却没叫出声来，只是叫儿子赶紧穿上衣服，帮她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发现丈夫的被窝里屎尿淋漓，恶臭熏人，人已经死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