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去年，辽西各部兵马出击边外蒙古部落，所获甚丰，不仅斩获了数不清的牛羊战马皮货，而且成功消除了北虏恐惧症。
现如今，面对器械兵甲落后的北虏部落，辽西各部信心大增，早已不将草原各部落放在眼里。
“不好说啊，多尔衮的雄才大略还是有的，先前其夺位登基，盛京局面不稳，将其束缚在了盛京城内，动弹不得。现在他甩掉了盛京城，又没了辽阳城、广宁城这样的必守与必救之地，若得科尔沁、喀尔喀诸部蒙古援助，我辽西从此恐怕就要进入多事之秋了！”
“这，父帅，您的意思是？”
“咱们得拉住了杨振，高低叫他一起出兵，尽快将多尔衮赶出铁岭、开原一带。至于他多尔衮下一步去哪里，咱们不管，但是绝不能留在铁岭、开原一带，否则我辽西必将永无宁日！”
听见这个话，祖泽润先是一愣，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
朝廷各路大军拿下盛京城后，接下来的局面，的确与以往有了根本的不同。
杨国柱的宣府军，恐怕无法久留于关外。
而洪承畴本人，若不能就地留任辽东的话，那么其麾下数万兵马，也同样不能久留于关外。
与此相应的是，按照先前与杨振的约定，平定清虏后，杨振与祖家将以辽河为界，分守辽东与辽西。
到那时候，若是杨振一心掠地辽东，经营辽东，比如原属清虏的兴京大后方之地，那么其支援辽西作战的力度，必然会下降。
甚至于其将来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支援辽西各部作战，都将成为问题。
过去杨振帮辽西，除了之前其驻兵在松山时的那点同僚之间的交情，更多的是因为帮辽西就是帮他自己，他需要辽西各部人马帮他牵制清虏侧翼。
不管是支持祖家军去打北虏，还是在其他事务上的携手合作，几乎全部基于这一点。
可是现在，形势跟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
若是多尔衮那数万人甚至是十来万人盘踞在铁岭、开原，继续称制立国，固然对祖家继续拥兵自重大为有利，可朝廷也绝不会坐视他们祖家安安稳稳拥兵自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局面一下子就又回到了这次大战之前，不，甚至都不如这次大战之前。
毕竟在这次大战之前，所谓的大清国也好，多尔衮也好，其八旗主力都在盛京，都在辽河以东，而且他们的头号敌人，是不断督军进攻清虏腹心之地和后方之地的杨振。
但是现在，多尔衮率军出走，不仅弃了盛京，看样子也等于弃了其兴京后方，天杀的跑到了铁岭、开原一带，与北虏勾连到了一起，彼处距离辽西各部兵马的驻地防区，反而更近了。
这要是让他们在铁岭站稳了脚跟，辽西各部兵马还真就永无宁日了！
“把老奴与黄台吉的首级取下来，今晚老夫带着亲自去城隍庙洪督师行辕一趟，彼辈文官，最是贪慕虚名，想必这两颗首级，已够他扬名于天下了。倒是杨振那里，你带一份重礼，今晚亲自去一趟，和他谈谈往北追击多尔衮的事情。”
“儿子明白了。”
崇祯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巳时三刻，洪承畴在杨振、杨国柱以及蓟辽督师府直属各部总兵的簇拥下，抵达了他此行的终点，也即其新确定的督师部院行辕所在地——盛京城中的都城隍庙。
下榻这处都城隍庙，是洪承畴精心挑选的结果。
他当然也想过要不要入驻盛京皇宫，可是他终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至于其他各处王府，已经被各路丘八所占领，做了各路人马驻军的临时宿营之地，他若以部院督师身份，同样选一处清虏王府下榻，颇觉得体现不出其不同来。
与此相应的是，盛京城内的文庙和长安寺，距离小西门都太远。
文庙在沈阳城的东南角，长安寺则在东北角，前者在杨振麾下人马的辖地之内，后者在祖大寿麾下人马的辖地之内，这两处都与马科、曹变蛟、王廷臣、朱文德等人的驻地相去甚远。
所以想来想去，洪承畴还是觉得大功告成之际正该低调行事，不宜节外生枝，于是只好委屈一下自己，将行辕设在与伪皇宫一墙之隔，同时距离小西门更近的都城隍庙内。
却说一行人到了地方，洪承畴在庙门前搞了一个简单的祭告仪式，正式宣告大军驱逐清虏、收复辽沈的使命顺利达成，同时宣告，即日起便将盛京之名改回沈阳。
然后率领左右幕僚亲从，入驻了都城隍庙，并将其暂时作为了收复沈阳城后的督师行辕驻地。
杨振跟随其左右，进入庙门时亲见大门两侧立柱上挂着一副对联曰：“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间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
想想这一世，形势翻转，还真是如此。
想当年，野猪皮大肆杀戮辽东汉人，到处屠城，恶事做绝，现如今其本人与继位者黄台吉被辽西军伍掘毁坟墓，开棺戮尸，也算是报应不爽。
加上被南褚、白尔赫图、毕力克图、罗硕等人率部开掘的东京陵，野猪皮家族上上下下几代人都被挫骨扬灰，正应了沈阳都城隍庙大门前的这副对联。
却说入城当日，洪承畴在几个幕僚和属下的协助下，开始潜心构思上奏京师朝堂的捷报文书，为接下来安顿辽东各项事务预作安排。
祖大帅这边，则忙着将刚刚完成清陵发掘任务的各路人马陆续调动入城，并安排城内外的防务。
为了尽快查明确认多尔衮的“行在”位置，以及拜尹图所领人马的去向，以便为接下来的追击做好准备，他将洪承畴入城时表现“不佳”的王国栋、高勋、戴明等人，尽数派往了北方。
至于杨振，则在邓常春、杨珅的陪同下，接见了一拨又一拨在大军入城后归附金海镇的人员。
其中有在拜尹图他们弃城时第一时间投靠邓常春的一些前八旗汉军中下层将领，比如其父金俊被杀时逃走藏匿的金声振。
也有早前经过邓常春、全节、刘仲锦等人提议被杨振点名留下的几个铸炮章京，如金世昌、刘汉、王天相等人。
同时还有一个邓常春曾经提到过，但是杨振不置可否，并未点名索要的人物，也即掌管正白旗汉军红衣炮队的曹振彦。
就在拜尹图下令撤军之际，身为正白旗汉军红衣炮队总教官的曹振彦，被孟乔芳强令留下接管盛京城上所有未被城外重炮摧毁的天佑助威大将军和天眷神威大将军等火炮。
由于这些火炮沉重，无法带走，孟乔芳又不想按照拜尹图要求的将它们全部毁掉，所以强令负责炮队的曹振彦留下看管，并命其联络邓常春。
而曹振彦接受了孟乔芳的命令。
一方面，是因为他也已经看出了“大清国”要完的趋势，不想跟着陪葬。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父曹锡远病重卧床，眼看命不久矣，没办法出城逃窜。
这个曹振彦之父曹锡远，正是螨洲“包衣”老曹家投降后金国，成为螨清皇家包衣奴隶并被其子孙后世津津乐道的第一代。
也就是传说中的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所谓五世祖。
杨振一开始听说被邓常春领来拜见自己的八旗汉军降将里面有个叫曹振彦的，当时第一念头就是下令将其处决，断了这个后世着名的螨洲包衣家族的根。
但是后来转念一想，以这一世的情况看，将来应该不会再有人会因其祖上早早投效螨洲成为包衣而感到自豪感到与有荣焉了吧。
特别是自己要是就这么随随便便杀了曹振彦，一来容易刺激到新归降的其他人，二来也可能引起孟乔芳及其带走其他两白旗汉军将领们的误会。
所以，最后只好一切如常，接受了在邓常春引领的曹振彦的拜见，任用如故，并将其归入征东将军行营直属的盛京新附军火炮团营，担任重炮都司。
这个盛京新附军，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番号。
毕竟“盛京”这个名字是黄台吉改用的，现在多尔衮跑路，盛京光复，名字已被洪承畴改回原来的沈阳。
在这种情况下，杨振也不能用“盛京”二字给邓常春、金世昌、王天相、金声振、曹振彦等新附军进行正式命名。
而他之所以临时使用这个名字，主要是眼下情况较为混乱，杨振麾下征东右翼军各大团营下面都有新附营，比如全节的新附重炮营，线国安的新附火枪营，孙大堂的新附掷弹兵营，以及留在辽阳的右翼军新附牢城营等等。
甚至包括南褚、毕力克图、白尔赫图、罗硕等人率领的几个营的人马，说白了，也都是新附兵营头。
为了将在盛京投降的各个新附营与在辽阳、海州、耀州、牛庄等地的各支新附营人马区别开来，杨振不得已只能暂用“盛京”二字标记。
因为这帮人是在盛京光复前夕投靠过来的，暂用“盛京”二字称呼他们，等于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上上下下也都能弄清楚他们的来历。
这样一来，今后该怎么役使就怎么役使，该怎么样防备就怎么防备，杨振麾下各路人马之间也能做到彼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本来在杨振麾下，各路兵马之间是没有等级地位区分的，哪怕是原来的征东军各部，与金海镇、登莱镇下辖各路团营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等级地位区分。
通常来说征东军的装备、待遇会优越于二镇下辖各路团营，但这个主要是由于各自承担的任务不用而造成的。
征东军是杨振麾下东征西讨的常备军，而金海镇、登莱镇下辖各路团营人马，主要是地方守备兵马。
虽然有时候二镇下辖各路团营也参与征战，但其作用更多的是辅助性的，战事结束即返回各路辖地，其中大量以地代饷豁免家属钱粮的征召兵，也会在这个时候卸甲归田。
但是这个不同，并不是身份地位上的等级差别，彼此间不存在相互隶属或者主客仆从的关系。
甚至包括征东军各部和二镇下辖各路作战时临时征发的辅兵营，与正兵营之间也不是清虏八旗兵中跟役“阿哈”与披甲兵的“主奴”关系。
虽然都是辅助作战，但是征东军和金海镇体系下的辅兵营，绝不是由“披甲”正兵们的私人奴隶所组成，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奴仆。
不过，自从有了各种新附营之后，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虽然杨振从来没有明确过，但在其麾下的各路兵马之中，自然而然的出现了等级地位上的尊卑差别与区分。
征东军左翼军、右翼军、中后军，隐隐然成为了第一等。
金海镇、登莱镇下辖各路团营，隐隐然排在了第二等。
征东军和二镇下辖各路团营里人数相当不少的辅兵营，则排在第三等。
然后才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各支新附营。
也就是说，包括南褚、罗硕、全节等人的几个营头在内的各个新附营，排在了杨振麾下兵马体系的第四等。
如今占领盛京城后，又有了以邓常春为首的、以盛京八旗汉军撤离时未能撤离或藏匿不愿撤离人马为主的新附兵。
这支出身汉奸二鞑子的盛京新附兵，归附最晚，兼且寸功未立，自然沦为了谁也不愿与之为伍的那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