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的变化，几年前便已开始。
感觉最明显的并不一定是官吏，更有平民百姓，甚至是象五月、赵大宝这样的孤儿。
没有少英院，她（他）们不知道会怎样？而在少英院，她（他）们学习，她（他）们玩耍，她（他）们衣食无忧。
而且，她（他）们知道，少英院是皇帝出钱开办的，她（他）们是极其幸运，能够享受到这样待遇。
她（他）们也知道，现在每个省都有了少英院，是皇家和几大商会共同出资兴建，给无数孤儿提供了庇护，让她（他）们不受饥寒地学习成长。
少英院日常运作的资金，一部分是皇帝拿出的内帑，一部分是商会所出，还有社会上的富豪、士绅、商贾，甚至是平民百姓的捐献。
但这些得到庇护的孤儿们却不知道，皇帝对他们的殷殷期盼。他们的所学，都是皇帝所指定；他们在长大后，将成为皇帝所期待的各种人才。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将迈进一大步。
光是少英院收养的孤儿，当然不够。皇帝正在逐渐地推广，利用赋税上的减免，利用向教育的倾斜投入，打造出更多符合他要求的人才。
一代不行就两代，皇帝自认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也很年轻，以二十年为一代，应该能够撑到那个时候。
唉！算了，赵大宝有赵大宝的想法，或许也是对的。更可贵的是，赵大宝的坚持。
五月很老成地叹了口气，万岁都不干涉，她管那么多干啥。
思绪已解，五月目光又盯上了桌上的蜜饯，咧开小嘴笑了起来。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别看她聪慧远胜常人，却终究是一个孩子。
而大明的所有孩子，都不会再有历史上的战乱和痛苦。尽管他们日后也会有他们的困惑和难关，但那是他们人生不可避免的成长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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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辽，不仅仅是给大明帝国续了命，让臣民欢欣鼓舞，更搬开了皇帝心头的一块大石。尽管在他心里，不只是一块。
而这个年过得，也是皇帝最感轻松舒心的。
以后，他不必再殚心竭虑了。消灭外敌的同时，内部的整肃从没停止过。正是对内部的兴利除弊，才有了以举国之力大战辽东的底气和实力。
现在，对未来的筹划也可以开始放手实施。至于西南的叛乱，只要他一句话，安家就会归降，但他不要。
不仅不接受安氏的归降，对参与到叛乱的土司，皇帝也不准备放过。钱，粮食物资，他不吝啬，但一定要消除后患。
水西，将是大明直接管辖；乌撒，也是一样。还有……
皇帝不是要将水西杀个血流成河，而是不能容忍安氏在归降后，继续享有土司的地位。
说白了，皇帝的目标是安氏，而不是水西的军民。将安氏连根拔起，将叛乱的部众移往湄公、东番、海南……
可他们依然是大明子民，而且将生活得更加自由，更加富裕。除了那些不劳而获的土司、土目，在这场平叛战争中，他们的损失才是最大的。
失去了祖先留下的土地，还有可以世代奴役的民众，甚至是连性命，也取决于皇帝的态度。
这才是真正的震慑，平辽之后给皇帝带来的底气。而武器装备的犀利，战力的提升，明军已经今非昔比。
尽管还不是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的时候，但削弱土司的策略已经开始实施。
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削弱国内土司实力，却增强其在境外的存在。
比如平叛之后，精兵强将入滇，整顿云南官场的同时，也做好向缅甸东吁王朝开战的准备。
而明军并不是战争中的唯一力量，联合各家土司之兵，争夺境外的土地和资源，才是一石二鸟的好计策。
这与在湄公省设立土司是差不多的手段，让国内土司分枝开叶，无形中就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力分而散，力聚则强，这个道理，皇帝明白，别人未必清楚。就是想得清楚，又有几个能抵御住诱惑，只守在固定的一亩三分地上呢？
将可能叛乱的力量向外引，使其分散，一旦进行强力的改土归流，阻力便大大减小，更可以个个击破，分而制之。
皇帝收起了有关云南方面的情报，按捺下心中急切，思索了半晌，命宫人宣王三善明日入宫觐见。
沐家坐镇昆明，云南巡抚则在楚雄，不在一座城内，冲突也就少。
皇帝虽然要等平定奢安之乱后再向云南派出大军，将云南的军政大权收归朝廷，结束沐家世镇云南的历史。
但现在的云南巡抚却不令人满意，而王三善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只是年龄偏大。
在皇帝心里，最佳的人选是正指挥平叛的傅宗龙。可平叛已经接近尾声，他不想功亏一篑，只好退而求其次。
皇帝又写密旨，派人送走，命傅宗龙挑选五千精兵强将，护送王三善入滇。这五千精锐，既是护送，又是重整滇省军队的教导队。
西南土司众多，而云南的土司既多，势力也大，情况也更特殊。
“凡百夷聚居区，都设土司”，直到正统年间，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
三宣指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指车里宣慰司、缅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养宣慰司、老挝宣慰司。
三宣六慰的范围除了国内部分外，大致还包括今缅甸、泰国北部和老挝的中部，皆“滇中可以调遣者”。
嘉靖十年以后，莽瑞体建立东吁王朝。随着明朝国力式衰，东吁王朝日渐强大，明属三宣六慰土司纷纷归附东吁王朝。
皇帝忙完了公务，沉思半晌，从御书案的抽屉内取出了金字红牌，端详着、抚摸着，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金字红牌是由明朝中前期，在云南外边政区实行信符与金字红牌的制度，在边疆管理、护国扞边、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发挥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但是，明末逐渐放松了这一制度的执行，乃至基本放弃信符与金字红牌制度在西南边疆的贯彻。
万历元年，明朝最后一次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勘合和信符，其后再也没有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的记载，这等于明朝统治者放弃这一边疆管理制度。
而缅甸则步步进逼，甚至学习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派出使者，伸出援手，为弱小的外边政区土司排忧解难，导致弱小的外边政区在得不到明朝支持的情况下，纷纷倒向缅甸。
金字红牌！皇帝的目中闪现寒意，已经决心重拾此制度，重现大明国势强盛时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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